第四百五十章
北方局的问题,说麻烦也麻烦,但真要解决起来,其实又并没有多难。
现在参加革命的同志,大多还只有二三十岁,年轻冲动甚至犯些左派幼稚病,都是很正常的事情,但他们成熟的速度同样快得惊人。
而且,这时代众人的组织纪律性可是相当强悍的,暂时出现思想上的偏差,并不影响大家逐渐回转过来。
所以现在中央的意见也很简单直接,高高举起、轻轻放下,无论是对于整个北方局还是个别同志,都采取以教育说服的方式为主,逐步帮助他们调整思路。
另外再说起来,之所以现在会导致这样的结果,和过去几年土共的发展转变同样脱不开关系。
在与以王冥为首的国际派进行较量的过程中,从程刚那里获得了一手信息的伍翔宇,采取的自然是先农村后城市的战略。
简单来讲就是抓小放大,侧重于为各地苏区保驾护航,既要为其供应足够的干部,帮助他们提高军政水平,又要避免左倾路线对地方工作的干扰。
这事说来轻巧,实际做起来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,不只是派驻干部的问题,地方上也同样有着山头主义的隔阂。
尤其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上,本地干部的那一套做惯了,若非遇到必须转弯的时候,一般很难把观念扭转过来,而外来干部又急于改变现状,以期获得同志们的认可,光是这里头便有着无穷的矛盾。
有时往往就是大家的初衷都是好的,但偏偏互相看不过眼,又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,于是很容易将矛盾激化。
这还仅仅只是一部分内因,若是外部环境再艰巨些,失败局面再稍微多点,同时加上个别人员的挑动,结果很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了,甚至因此杀得人头滚滚也并不稀罕。
所以在前面几年里,李润石、伍翔宇以及土共中央的一部分同志,确实是花了大力气,去提升各个根据地的政治思想水平。
同时也得益于程刚带来的电台设备,从一开始就将各地相互串联了起来,必要时还可以由程刚自己运送文件和书籍,同时还能提供不少紧缺的物资。
精神与物质的双管齐下,这才造就了目前犹如铁锁横江一般的广大红色根据地。
只是这一套用在城市当中,就行不太通了,甚至可以说,本土派支援发展根据地的战略,在无形之中其实大幅削弱了城市支部的职能与权力。
毕竟按照一般的路线,土共中央对地方的领导,肯定要通过各地支部来执行。
比如北方局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,不仅是华北,包括西北和东北都在他们的指挥体系之内。
中央发布的指令,往往需要先送至北方局,接着再到省级支部,然后才是各地市以及根据地。
此外,根据地的发展所需的人员与物资,往往是农村地区难以提供的,所以很多都得由上级部门进行支援。
反过来说,上级部门的经费,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地方的筹备,二者相辅相成,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。
凡是存在必有其合理性,一座大型城市往往是整片区域的交通核心,以及物流集散中心。
比如北方局的驻地北平,既可以通过平汉、陇海或者平绥、同蒲线与西北联络,又可以通过平奉线连接东北,如果中央要向北方各地传达命令输送人员,基本不可能绕的过北平。
但程刚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这个体系,在李润石正式当选之前,这些变化还只是潜移默化地进行,而等中央的名号正式由本土派接收之后,便逐渐从制度上宣告了旧模式的落幕。
现在无论是南方的湘赣闽粤、鄂豫皖还是北方的陕甘川、陕甘宁,甚至包括一部分东北抗日根据地,其主要领导机构基本都设置在根据地内,然后再由中央统一领导。
尤其是最重要的物资方面,基本都由程刚包圆了,并且这些援助往往还都是无偿的,地方上筹集的经费完全可以节约下来,用在其他次要的领域。
所以最后留给各城市支部的核心职能,基本就只剩下了转运人员,毕竟程刚的空间传送运点种子、虫卵或者动物精子还行,活人就实在没得办法了,而走航空路线的话又太过危险。
一边在削弱,另一边自然就会想办法加强,或者说当初伍翔宇之所以会选择另辟蹊径,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希望避免与王冥等人过早爆发冲突。
两边的斗争一直从30年末持续到现在,虽然因为去年中央撤出申海的缘故,本土派彻底占据了优势地位,但国际派的影响力仍然大范围存在,特别是在几个关键城市当中。
这背后自然少不了苏联的影子,虽然他们部署在夏国的棋子,在经历了多次的风波后已经大幅减少,但作为一个工业国,他们有的是资金和办法向夏国投入力量。
当然了,这部分小动作肯定是相当隐蔽的,甚至都可能并非出自莫斯科官方的统一意见,这里自然也反映出了这时的苏联人,对于夏国土共的复杂态度。
如今的铁人同志是一位相当实际的领导人,他很清楚苏联需要一个稳定且听话的中国。
稳定的意思是不能存在反对苏联的势力,至少应该保持中立,而听话则要更近一步,总之就是必须保证苏方远东地区的利益不受损害。
毕竟就在十多年前,苏维埃政权新生的时候,资本主义世界就曾从四面八方进剿红色俄国,整整三年的对苏干涉战争,给当时的苏联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记忆。
所以在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之后,为了暂时稳住日本人,苏联甚至直接把本应属于夏国的中东铁路,出售给了所谓的满洲国,足以反映其对夏国的态度。
结果这就让土共的位置显得有些尴尬了,以李润石为首的本土派肯定要站稳自己的立场,虽然并未对此事发表过多意见,但态度还是明确告知了苏方的。
土共能够理解苏联为了自身利益考虑,对日本人采取的让步措施,归根结底,问题还是出在夏国自己身上。
如果夏国军队没有丢掉东三省,自然也不会出现这些麻烦,这事确实怪不到苏联身上。
而且换个角度来看,既然苏联已经将中东路出售,那么将来夏国红军收复东北之后,也能少点扯皮的麻烦。
只是这般回复还是引发了莫斯科一定程度的不满,理解归理解,土共所流露出来的民族意义立场,确实让习惯了老子党地位的一部分苏联人看不大惯,尤其是在某些投机分子煽风点火之后。
再加上这几年里,李润石一派对于莫斯科的指示选择性执行,同时又暗中抗拒”GC国际派去的干部,并与西方未知势力勾肩搭背(不明来源的援助物资),这更是加剧了苏联人的隐忧。
当然,最重要的是苏联内部同样也不好过,一五计划之后,飞速发展的生产力,给这个落后的工业国带来了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。
面对这个急速转变的时代,旧模式下的社会适应能力是非常慢的,这无疑对政府和人民提出了极高的要求,一旦不能做出匹配的调整,自然就导致社会矛盾激增。
更近一步的说,苏联的发展是以牺牲农业的方式来支撑工业,农民意见非常大,甚至出现大规模的饥荒问题,这也导致社会内部稳定性急剧下降。
此外,意识形态的另类也使得苏联在国际上异常孤立,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,日本控制东北,今年希特勒正式上台,德国表现出的不稳定性,从东西两个方向对苏联产生了极大的威胁。
另外还有一点,铁人同志自己的执政也并不稳固,列宁留下来班底是群星闪耀,缺点也是除了他谁也不服谁。
慈父上台前,并不是党政军二把手,不是天然继承,理论也不突出,个人魅力也突出。
慈父要服众是个容易引发矛盾的问题,矛盾可以说无处不在,复杂深刻程度,甚至远超中国。
慈父用了暴力弹压的武断方式,造成的是矛盾的更深层次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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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参加革命的同志,大多还只有二三十岁,年轻冲动甚至犯些左派幼稚病,都是很正常的事情,但他们成熟的速度同样快得惊人。
而且,这时代众人的组织纪律性可是相当强悍的,暂时出现思想上的偏差,并不影响大家逐渐回转过来。
所以现在中央的意见也很简单直接,高高举起、轻轻放下,无论是对于整个北方局还是个别同志,都采取以教育说服的方式为主,逐步帮助他们调整思路。
另外再说起来,之所以现在会导致这样的结果,和过去几年土共的发展转变同样脱不开关系。
在与以王冥为首的国际派进行较量的过程中,从程刚那里获得了一手信息的伍翔宇,采取的自然是先农村后城市的战略。
简单来讲就是抓小放大,侧重于为各地苏区保驾护航,既要为其供应足够的干部,帮助他们提高军政水平,又要避免左倾路线对地方工作的干扰。
这事说来轻巧,实际做起来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,不只是派驻干部的问题,地方上也同样有着山头主义的隔阂。
尤其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上,本地干部的那一套做惯了,若非遇到必须转弯的时候,一般很难把观念扭转过来,而外来干部又急于改变现状,以期获得同志们的认可,光是这里头便有着无穷的矛盾。
有时往往就是大家的初衷都是好的,但偏偏互相看不过眼,又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,于是很容易将矛盾激化。
这还仅仅只是一部分内因,若是外部环境再艰巨些,失败局面再稍微多点,同时加上个别人员的挑动,结果很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了,甚至因此杀得人头滚滚也并不稀罕。
所以在前面几年里,李润石、伍翔宇以及土共中央的一部分同志,确实是花了大力气,去提升各个根据地的政治思想水平。
同时也得益于程刚带来的电台设备,从一开始就将各地相互串联了起来,必要时还可以由程刚自己运送文件和书籍,同时还能提供不少紧缺的物资。
精神与物质的双管齐下,这才造就了目前犹如铁锁横江一般的广大红色根据地。
只是这一套用在城市当中,就行不太通了,甚至可以说,本土派支援发展根据地的战略,在无形之中其实大幅削弱了城市支部的职能与权力。
毕竟按照一般的路线,土共中央对地方的领导,肯定要通过各地支部来执行。
比如北方局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,不仅是华北,包括西北和东北都在他们的指挥体系之内。
中央发布的指令,往往需要先送至北方局,接着再到省级支部,然后才是各地市以及根据地。
此外,根据地的发展所需的人员与物资,往往是农村地区难以提供的,所以很多都得由上级部门进行支援。
反过来说,上级部门的经费,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地方的筹备,二者相辅相成,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。
凡是存在必有其合理性,一座大型城市往往是整片区域的交通核心,以及物流集散中心。
比如北方局的驻地北平,既可以通过平汉、陇海或者平绥、同蒲线与西北联络,又可以通过平奉线连接东北,如果中央要向北方各地传达命令输送人员,基本不可能绕的过北平。
但程刚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这个体系,在李润石正式当选之前,这些变化还只是潜移默化地进行,而等中央的名号正式由本土派接收之后,便逐渐从制度上宣告了旧模式的落幕。
现在无论是南方的湘赣闽粤、鄂豫皖还是北方的陕甘川、陕甘宁,甚至包括一部分东北抗日根据地,其主要领导机构基本都设置在根据地内,然后再由中央统一领导。
尤其是最重要的物资方面,基本都由程刚包圆了,并且这些援助往往还都是无偿的,地方上筹集的经费完全可以节约下来,用在其他次要的领域。
所以最后留给各城市支部的核心职能,基本就只剩下了转运人员,毕竟程刚的空间传送运点种子、虫卵或者动物精子还行,活人就实在没得办法了,而走航空路线的话又太过危险。
一边在削弱,另一边自然就会想办法加强,或者说当初伍翔宇之所以会选择另辟蹊径,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希望避免与王冥等人过早爆发冲突。
两边的斗争一直从30年末持续到现在,虽然因为去年中央撤出申海的缘故,本土派彻底占据了优势地位,但国际派的影响力仍然大范围存在,特别是在几个关键城市当中。
这背后自然少不了苏联的影子,虽然他们部署在夏国的棋子,在经历了多次的风波后已经大幅减少,但作为一个工业国,他们有的是资金和办法向夏国投入力量。
当然了,这部分小动作肯定是相当隐蔽的,甚至都可能并非出自莫斯科官方的统一意见,这里自然也反映出了这时的苏联人,对于夏国土共的复杂态度。
如今的铁人同志是一位相当实际的领导人,他很清楚苏联需要一个稳定且听话的中国。
稳定的意思是不能存在反对苏联的势力,至少应该保持中立,而听话则要更近一步,总之就是必须保证苏方远东地区的利益不受损害。
毕竟就在十多年前,苏维埃政权新生的时候,资本主义世界就曾从四面八方进剿红色俄国,整整三年的对苏干涉战争,给当时的苏联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记忆。
所以在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之后,为了暂时稳住日本人,苏联甚至直接把本应属于夏国的中东铁路,出售给了所谓的满洲国,足以反映其对夏国的态度。
结果这就让土共的位置显得有些尴尬了,以李润石为首的本土派肯定要站稳自己的立场,虽然并未对此事发表过多意见,但态度还是明确告知了苏方的。
土共能够理解苏联为了自身利益考虑,对日本人采取的让步措施,归根结底,问题还是出在夏国自己身上。
如果夏国军队没有丢掉东三省,自然也不会出现这些麻烦,这事确实怪不到苏联身上。
而且换个角度来看,既然苏联已经将中东路出售,那么将来夏国红军收复东北之后,也能少点扯皮的麻烦。
只是这般回复还是引发了莫斯科一定程度的不满,理解归理解,土共所流露出来的民族意义立场,确实让习惯了老子党地位的一部分苏联人看不大惯,尤其是在某些投机分子煽风点火之后。
再加上这几年里,李润石一派对于莫斯科的指示选择性执行,同时又暗中抗拒”GC国际派去的干部,并与西方未知势力勾肩搭背(不明来源的援助物资),这更是加剧了苏联人的隐忧。
当然,最重要的是苏联内部同样也不好过,一五计划之后,飞速发展的生产力,给这个落后的工业国带来了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。
面对这个急速转变的时代,旧模式下的社会适应能力是非常慢的,这无疑对政府和人民提出了极高的要求,一旦不能做出匹配的调整,自然就导致社会矛盾激增。
更近一步的说,苏联的发展是以牺牲农业的方式来支撑工业,农民意见非常大,甚至出现大规模的饥荒问题,这也导致社会内部稳定性急剧下降。
此外,意识形态的另类也使得苏联在国际上异常孤立,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,日本控制东北,今年希特勒正式上台,德国表现出的不稳定性,从东西两个方向对苏联产生了极大的威胁。
另外还有一点,铁人同志自己的执政也并不稳固,列宁留下来班底是群星闪耀,缺点也是除了他谁也不服谁。
慈父上台前,并不是党政军二把手,不是天然继承,理论也不突出,个人魅力也突出。
慈父要服众是个容易引发矛盾的问题,矛盾可以说无处不在,复杂深刻程度,甚至远超中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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