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百三十一章 奋老是个老实人
“嗯,现在这款的口味已经不错了,营养比例也经过了科学计算,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,那就可以准备量产咯?”
那边卓书记还在琢磨着要怎么养虫子,另一边程刚就已经和李润石等人一起,试吃起了最新款的军粮。
程刚说完后,李润石一口喝光了碗中剩余的炒面糊糊,随意地擦了擦嘴说道:“我看没问题,味道还不错,成本也能接受,就是不知这回能保存多长时间?”
“这个我们之前做过实验。”说话的是后勤部副部长余奋民,从槿甘山开始,他就一直担任程刚的副手,但因为程刚的行踪飘忽不定,所以很多工作其实都是由他接手主持的。
“如果做好之后密封在消毒好的陶罐里,那么可以保存三个月左右,但若是放在布袋中随身携带的话,最多只有两周时间,碰上湿热天气的话还会更短。”
王凯与李润石对视一眼,随后点头道:“这样已经可以咯,就是包装上估计还得下点功夫,陶罐毕竟不好运输,部队行军起来太不方便了。”
因为之前的战斗风格和规模,红军一直以来其实都没有太多的即食军粮需求,大部分情况下要么是自己现做,要么就发动群众帮忙,实在不行也能用剩饭团克服一下。
但是随着军队数量越来越多,对后勤方面的要求也呈指数式递增,尤其是对于讲究效率的红军而言,如何尽可能地在战争过程中节省时间,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于是程刚便顺势提出了标准化军粮的概念,在这方面,其他同志或许只能从别的军队中模仿学习,而他却是有着现成的案例可以抄的,并且依托了现代的科学技术,还能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。
面对王凯提出的疑虑,程刚只能无奈地笑一下,“运输和保存这个就没什么蛮好的办法了,理想情况应该用马口铁罐头,事实上我们也做过尝试,效果确实不错,就是成本太高咯。”
听到这个回答,屋内几人都不由地沉默了起来,先前的大胜以及诸多缴获,还有根据地内这么多的建设成就,让大家都有点难以压抑的骄傲与自豪。
这也是人之常情,前面苦了太久,又没经历过这么快的发展,所以心里头难免会开始膨胀,相较于其他同志,在座的几位已经算相当克制了。
可现实要比理想更为残酷,哪怕奋斗了这么久,钢铁产量也没办法和大家的野心一般,迅速膨胀起来,有限的物资必须用在最紧缺的领域,而军粮在短时间内实在没法顾上。
最后还是李润石拍板了这个方案,“我看就先这样吧,长期存储暂时不考虑,能够管上十天左右,就已经够用咯,后面还有时间继续进步嘛。”
对此程刚也表示了赞同,“没错,就目前来看,这款军粮里头的米粉、红薯干、豆渣都是可以就地取材的,即便是手工自制也不过是影响些许口感罢了。
只有虫蛋白粉和蔬菜干对加工条件要求比较高,而且相对更不易于存储,后面宽裕之后可以优先开发这些原料的单独包装方案,循序渐进也未尝不可。”
虫蛋白粉是军粮中重要的蛋白质来源,而蔬菜干则提供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,是改良款军粮里必不可少的成分,所以这么来看,确实具有一定的可行性。
“对咯,饭还是要一口一口吃嘛。”李润石点点头,连带着大家也轻松了起来。
这里的几位都不是人心不足蛇吞象的性格,所以根据现实情况,很快就做出了取舍,一锤定音之后,余奋民便直接带着资料离开了,后续的具体工作还需要他来安排。
红军的第一款制式军粮,也就是改良款的炒面,或者说炒米也行,以中央苏区目前的技术条件,应该是最符合现实的方案了。
其实,红军从前年开始就一直进行相关试验,老式的手工款早就普及过了,而相对于老款,程刚主持开发的制式炒面,不仅营养更加均衡,而且还引入了工业化生产,有了不错的提升。
根据从现代抄来的数据,把手头能够搞得到的廉价原料进行合理配比,尽可能地减少因为匮乏某种营养,而导致相应疾病的隐患。
比如夜盲症,这是当前时代普遍存在的疾病,尤其在底层民众当中更是如此,而对于红军这种时长需要夜间作战的军队来说,无疑是致命伤。
抗日战争时期,就发生过八路军部队因为夜盲症而无法执行夜袭任务的情况。
当然,在工业科技文化的影响下,如今大家其实也有一些比较简单朴素的营养学概念,军队的文化水平还要更高一些,所以大家都清楚要通过吃肉(或内脏)吃蔬菜(含胡萝卜素)来解决夜盲症。
在这方面红军是做得最为到位的一支军队,虽然补给匮乏,但通过经济民主,战士能自己管理伙食,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伙食,结余的经费通过“伙食尾子”的方式发给战士,使得红军的伙食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。
相较之下,程刚无非是用更加工业化的手段,将这一模式继续巩固下来,使得战士们即使是在战争过程中,也能确保良好的身体状况。
至于因为营养全面化而带来的储存问题,就只能像李润石所说的那样,慢慢来了。
当然,在这些工作中,程刚更多的还只是一个发起者,起到了比较重要的辅助作用,但真正将计划完善下来的,还是以余奋民等同志为主的本土干部。
望着余奋民远去的背影,程刚发自内心地感慨道:“搞了这么久,真的辛苦奋老了啊,我这甩手掌柜当得实在有些不好意思。”
而李润石也点燃了一根香烟,深吸一口说道:“奋老是个老实人,是我们党的好干部,对于这样的同志,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才是啊。”
余奋民这个名字在后世并不显眼,相对于其他活得更久的干部,他留下来的记录确实太少了。
甚至因为他早早由军事转到了后勤工作,所以也没有像那些在经典战斗中牺牲的同志那样,连带着战史一同被大家铭记。
但这并不代表余奋民此人就平平无奇,单看程刚穿越过来之前,他读过湖南军官学堂,参加过辛亥革命,李润石是他的入党介绍人,又在广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教导过他。
秋收起义期间,他担任副师长,仅次于总指挥卢德铭之下,三湾改编时坚定地支持李润石向槿甘山转移,而到了槿甘山后,又服从组织的安排,开始负责后勤工作,并多有建树。
要知道,在没有程刚参与的时空,当时的槿甘山红军补给之困难,根本到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程度,而于奋民这个带兵师长,却毅然决然地放弃兵权接收了这一安排,其中的觉悟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。
正因如此,后来在长征路上,在延州,在北平,哪怕余奋民已经牺牲多年,李润石也曾多次谈到他,并记忆犹新。
只是可惜那波诡云翳的政治动荡,让这个本来可以有更高发展的干部,就这么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。
历史上,红四军离开槿甘山转移赣南时,他奉命留在了那里,是年槿甘山失守,鹏石穿带着红五军仅剩的部队前往赣南与红四军汇合,余奋民突出重围,第二年辗转来到了湘鄂赣边区继续参加革命。
再之后的几年,因为王冥的左倾政策,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遭到排挤和清洗,余奋民被迫离开领导岗位。
甚至在一场战斗中,为了掩护部队和群众转移,他身负重伤,结果却被人以家庭出身存在问题为由,将他隔离审查,致使耽误了宝贵的治疗时间,最后终年45岁。
所以,每当程刚回顾起这些干部的“生平”时,都有一种感觉,如果他没得这般金手指的加成,光靠自己对历史的有限了解,再怀着一腔热血奔赴革命的话,估计有很大可能就是这样的结果。
而在知道有极大可能会要死亡,甚至最后在史书上都没法留下多少痕迹的情况下,又会不会毅然决然地选择这条道路,对于程刚来说还真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。
幸运的是,现在的程刚面对的不是那般残酷的地狱模式,而是完全超乎想象的作弊模式,所以也不用承受人性上的考验。
顺带的,程刚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,让像余奋民这样的同志,发挥更大的作用,而且单就实际情况来说,他这样的老实干部,也确实是最好的搭档人选。
如果说当初李润石让余奋民担任程刚的副手,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借由这个嫡系,来监督甚至是监控程刚的一举一动。
那么三年多下来,程、余二人日益亲密的默契合作,则让这个略显刻意的安排成就了一番事业。
到了现在,程刚已经和李润石还有王凯彻底摊牌了,很多事情自然就不会继续隐瞒下去,所以李润石自然了解到了,另一条时间上这位好友兼学生的人生轨迹。
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些资料时,李润石除了叹息一声外,就只是独自多抽了两根烟,没有继续说些什么。
也就是当三人独处的时候,才会偶尔透露一点内心隐藏的情绪。
正如刚刚李润石称赞的一样,余奋民是个实实在在的老实人,在“老实人”这个词汇还没有恶化的时代,就李润石的标准来说,已经是个相当高的赞誉了。
但有些话程刚也不好多说,作为李润石的嫡系,又是一个老实人,对革命事业当然是好的,可对于个人发展而言并不一定是件好事。
因为李润石用人向来不搞派系,不立山头,所谓嫡系往往会要承担更加危险的任务,面临更加艰巨的考验,能够从中走出来的同志实在不多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,程刚或许能算作这一体系中,极为有益的补充,因为没人比他更适合背锅了。
金身护体的程刚成了一面最坚固的盾牌,如果不是他在这几年不断“装傻充愣”吸引火力的话,很多悲剧依然可能会要重演。
包括在未来几年,程刚依旧会继续充当这个重要角色,这也就是他这个甩手掌柜所能发挥的关键作用之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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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边卓书记还在琢磨着要怎么养虫子,另一边程刚就已经和李润石等人一起,试吃起了最新款的军粮。
程刚说完后,李润石一口喝光了碗中剩余的炒面糊糊,随意地擦了擦嘴说道:“我看没问题,味道还不错,成本也能接受,就是不知这回能保存多长时间?”
“这个我们之前做过实验。”说话的是后勤部副部长余奋民,从槿甘山开始,他就一直担任程刚的副手,但因为程刚的行踪飘忽不定,所以很多工作其实都是由他接手主持的。
“如果做好之后密封在消毒好的陶罐里,那么可以保存三个月左右,但若是放在布袋中随身携带的话,最多只有两周时间,碰上湿热天气的话还会更短。”
王凯与李润石对视一眼,随后点头道:“这样已经可以咯,就是包装上估计还得下点功夫,陶罐毕竟不好运输,部队行军起来太不方便了。”
因为之前的战斗风格和规模,红军一直以来其实都没有太多的即食军粮需求,大部分情况下要么是自己现做,要么就发动群众帮忙,实在不行也能用剩饭团克服一下。
但是随着军队数量越来越多,对后勤方面的要求也呈指数式递增,尤其是对于讲究效率的红军而言,如何尽可能地在战争过程中节省时间,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于是程刚便顺势提出了标准化军粮的概念,在这方面,其他同志或许只能从别的军队中模仿学习,而他却是有着现成的案例可以抄的,并且依托了现代的科学技术,还能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。
面对王凯提出的疑虑,程刚只能无奈地笑一下,“运输和保存这个就没什么蛮好的办法了,理想情况应该用马口铁罐头,事实上我们也做过尝试,效果确实不错,就是成本太高咯。”
听到这个回答,屋内几人都不由地沉默了起来,先前的大胜以及诸多缴获,还有根据地内这么多的建设成就,让大家都有点难以压抑的骄傲与自豪。
这也是人之常情,前面苦了太久,又没经历过这么快的发展,所以心里头难免会开始膨胀,相较于其他同志,在座的几位已经算相当克制了。
可现实要比理想更为残酷,哪怕奋斗了这么久,钢铁产量也没办法和大家的野心一般,迅速膨胀起来,有限的物资必须用在最紧缺的领域,而军粮在短时间内实在没法顾上。
最后还是李润石拍板了这个方案,“我看就先这样吧,长期存储暂时不考虑,能够管上十天左右,就已经够用咯,后面还有时间继续进步嘛。”
对此程刚也表示了赞同,“没错,就目前来看,这款军粮里头的米粉、红薯干、豆渣都是可以就地取材的,即便是手工自制也不过是影响些许口感罢了。
只有虫蛋白粉和蔬菜干对加工条件要求比较高,而且相对更不易于存储,后面宽裕之后可以优先开发这些原料的单独包装方案,循序渐进也未尝不可。”
虫蛋白粉是军粮中重要的蛋白质来源,而蔬菜干则提供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,是改良款军粮里必不可少的成分,所以这么来看,确实具有一定的可行性。
“对咯,饭还是要一口一口吃嘛。”李润石点点头,连带着大家也轻松了起来。
这里的几位都不是人心不足蛇吞象的性格,所以根据现实情况,很快就做出了取舍,一锤定音之后,余奋民便直接带着资料离开了,后续的具体工作还需要他来安排。
红军的第一款制式军粮,也就是改良款的炒面,或者说炒米也行,以中央苏区目前的技术条件,应该是最符合现实的方案了。
其实,红军从前年开始就一直进行相关试验,老式的手工款早就普及过了,而相对于老款,程刚主持开发的制式炒面,不仅营养更加均衡,而且还引入了工业化生产,有了不错的提升。
根据从现代抄来的数据,把手头能够搞得到的廉价原料进行合理配比,尽可能地减少因为匮乏某种营养,而导致相应疾病的隐患。
比如夜盲症,这是当前时代普遍存在的疾病,尤其在底层民众当中更是如此,而对于红军这种时长需要夜间作战的军队来说,无疑是致命伤。
抗日战争时期,就发生过八路军部队因为夜盲症而无法执行夜袭任务的情况。
当然,在工业科技文化的影响下,如今大家其实也有一些比较简单朴素的营养学概念,军队的文化水平还要更高一些,所以大家都清楚要通过吃肉(或内脏)吃蔬菜(含胡萝卜素)来解决夜盲症。
在这方面红军是做得最为到位的一支军队,虽然补给匮乏,但通过经济民主,战士能自己管理伙食,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伙食,结余的经费通过“伙食尾子”的方式发给战士,使得红军的伙食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。
相较之下,程刚无非是用更加工业化的手段,将这一模式继续巩固下来,使得战士们即使是在战争过程中,也能确保良好的身体状况。
至于因为营养全面化而带来的储存问题,就只能像李润石所说的那样,慢慢来了。
当然,在这些工作中,程刚更多的还只是一个发起者,起到了比较重要的辅助作用,但真正将计划完善下来的,还是以余奋民等同志为主的本土干部。
望着余奋民远去的背影,程刚发自内心地感慨道:“搞了这么久,真的辛苦奋老了啊,我这甩手掌柜当得实在有些不好意思。”
而李润石也点燃了一根香烟,深吸一口说道:“奋老是个老实人,是我们党的好干部,对于这样的同志,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才是啊。”
余奋民这个名字在后世并不显眼,相对于其他活得更久的干部,他留下来的记录确实太少了。
甚至因为他早早由军事转到了后勤工作,所以也没有像那些在经典战斗中牺牲的同志那样,连带着战史一同被大家铭记。
但这并不代表余奋民此人就平平无奇,单看程刚穿越过来之前,他读过湖南军官学堂,参加过辛亥革命,李润石是他的入党介绍人,又在广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教导过他。
秋收起义期间,他担任副师长,仅次于总指挥卢德铭之下,三湾改编时坚定地支持李润石向槿甘山转移,而到了槿甘山后,又服从组织的安排,开始负责后勤工作,并多有建树。
要知道,在没有程刚参与的时空,当时的槿甘山红军补给之困难,根本到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程度,而于奋民这个带兵师长,却毅然决然地放弃兵权接收了这一安排,其中的觉悟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。
正因如此,后来在长征路上,在延州,在北平,哪怕余奋民已经牺牲多年,李润石也曾多次谈到他,并记忆犹新。
只是可惜那波诡云翳的政治动荡,让这个本来可以有更高发展的干部,就这么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。
历史上,红四军离开槿甘山转移赣南时,他奉命留在了那里,是年槿甘山失守,鹏石穿带着红五军仅剩的部队前往赣南与红四军汇合,余奋民突出重围,第二年辗转来到了湘鄂赣边区继续参加革命。
再之后的几年,因为王冥的左倾政策,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遭到排挤和清洗,余奋民被迫离开领导岗位。
甚至在一场战斗中,为了掩护部队和群众转移,他身负重伤,结果却被人以家庭出身存在问题为由,将他隔离审查,致使耽误了宝贵的治疗时间,最后终年45岁。
所以,每当程刚回顾起这些干部的“生平”时,都有一种感觉,如果他没得这般金手指的加成,光靠自己对历史的有限了解,再怀着一腔热血奔赴革命的话,估计有很大可能就是这样的结果。
而在知道有极大可能会要死亡,甚至最后在史书上都没法留下多少痕迹的情况下,又会不会毅然决然地选择这条道路,对于程刚来说还真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。
幸运的是,现在的程刚面对的不是那般残酷的地狱模式,而是完全超乎想象的作弊模式,所以也不用承受人性上的考验。
顺带的,程刚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,让像余奋民这样的同志,发挥更大的作用,而且单就实际情况来说,他这样的老实干部,也确实是最好的搭档人选。
如果说当初李润石让余奋民担任程刚的副手,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借由这个嫡系,来监督甚至是监控程刚的一举一动。
那么三年多下来,程、余二人日益亲密的默契合作,则让这个略显刻意的安排成就了一番事业。
到了现在,程刚已经和李润石还有王凯彻底摊牌了,很多事情自然就不会继续隐瞒下去,所以李润石自然了解到了,另一条时间上这位好友兼学生的人生轨迹。
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些资料时,李润石除了叹息一声外,就只是独自多抽了两根烟,没有继续说些什么。
也就是当三人独处的时候,才会偶尔透露一点内心隐藏的情绪。
正如刚刚李润石称赞的一样,余奋民是个实实在在的老实人,在“老实人”这个词汇还没有恶化的时代,就李润石的标准来说,已经是个相当高的赞誉了。
但有些话程刚也不好多说,作为李润石的嫡系,又是一个老实人,对革命事业当然是好的,可对于个人发展而言并不一定是件好事。
因为李润石用人向来不搞派系,不立山头,所谓嫡系往往会要承担更加危险的任务,面临更加艰巨的考验,能够从中走出来的同志实在不多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,程刚或许能算作这一体系中,极为有益的补充,因为没人比他更适合背锅了。
金身护体的程刚成了一面最坚固的盾牌,如果不是他在这几年不断“装傻充愣”吸引火力的话,很多悲剧依然可能会要重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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