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百七十三章 程老师(4k2)
从根本上说,鄂豫皖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其总体粮食供应只是仅限于够吃水平,部分区域粮食产量确实较低,这是不容改变的事实。
所以以大别山为主要区域,固然有利于红军以此为屏障,开展游击作战,但同时山多地少,土地贫瘠,也造成粮食供应的紧张。
对于程刚提出的问题,大部分同志都表示了赞同,并且在接下来的商议中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当然了,大家最为看重的自然要数程刚的意见,毕竟这位在中央苏区就是一直总管后勤的存在,而且只要看到红一军团战士们的营养水平,就能明白这位程部长确实有两把刷子。
不过这背后其实也并非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,因为赣南闽西一带的气候本来就得天独厚,虽然地处山区但雨热不缺,收成肯定要比北方地区高上一些。
再加上铁厂提供的农具,程刚带来的良种,以及根据地军民一年多来不遗余力的水利建设,这才有了丰收的效果。
此外,中央苏区在财政方面,因为有了程刚的援助,不需要大规模从白区采购物资,也就不用向外出售粮食,提升上来的财政盈余便省出了一部分,成了进入军民口中的福利。
所以从去年开始,程刚便不用大规模传送粮草,而将运力集中到了生产领域。
但细致分析下来就会发现,这样的模式其实很难在其他地区推广,必须要因地制宜才行。
只是鄂豫皖这边的同志不清楚底细,才使得程刚的建议充满了分量,引发广泛思考的同时,也带来了不少争议。
“程部长,重视生产这点我相信大家都没有意见,这次你带来了不少种子,水稻、红薯、南瓜都有,而且这些作物还在赣、闽一带都取得了丰收,这次我们可以大力推广种植。
此外,不管是扩大生产铁质农具,还是积极宣传农业技术,这些只要具备了相关条件,肯定能起到不小的效果。
但是有一点,在农场建设方面,侧重于小农经济的做法是不是有些过于保守了?”
程刚拿出的这一揽子解决方案,大都是在过去两三年里经过实践检验的短平快办法,同时在这几个月里又结合了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正,所以很容易就得到了不少认同。
但在个别问题上,还是有同志不太能够接受,比如特委书记曾钟生就觉得这位程部长似乎不怎么支持农场模式,言语中对这一套并不推崇。
不过即便如此,考虑到程刚的威信和丰富经验,曾书记也只是提出了一个“保守”的质疑,并没有将此提高到上纲上线的程度。
“这个问题问得很好,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,小农经济应该说是未来肯定要淘汰的产物,大工业大生产的农场经济,才是社会主义农业的必然趋势。”
对于同志们提出的质疑,程刚并不以为意,类似的问题他不知道回答了多少次,已经算是驾轻就熟,所以讲起话来当然自信满满,给人一种强烈的可信任感。
而且事实也是如此,程刚亲眼见识过所谓的工业化农场模式,美国那边什么情况就暂且不说了,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,国内的平原地区也在逐渐淘汰小农经济,年轻人纷纷进城务工,不愿意再停留在农村的一亩三分地上,这就是社会的进步。
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复杂程度要远超于所有人的想象,若是指望在没有足够的组织力情况下,简单地改变一下生产关系,就能极大促进生产力的进步,那么现实必然会站出来教做人。
所以程刚继续说道:“但是,根据我们在赣南推广的经验,农场的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维持,才能保证生产效率超过小农模式的精耕细作。
就目前来看,我们的根据地,一缺富有经验的基层骨干,二缺足够覆盖全域的现代化农业设备,那么全面推行农场建设就有些不合时宜,甚至可能产生诸多负面影响。
唯一可取的办法,就只有搞军队农场,其他地方上的农场顶多只能作为试点,一旦在缺乏准备的前提下大规模推广,我们承担不起这个代价。
作为GC主义者,大家都有一个共识,那就是工人阶级是最富有创造力,也是最为进步的阶级。
但想要在一个一无所有的农业区培养出足够多的工人,可不是随意拉来一批农民,给他们贴上工人的标签,就能把事情干成的。”
程刚说着这些的时候,脑子里也在回想过去自己犯下的那些错误,为了尽快培养起工人队伍,他难免存在急功近利的毛病,这本来也可以理解,但期间出现的种种问题,确实让人大开眼界。
他主持的根据地建设,其实很大程度上都在模仿建国后的二元制模式,即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将资本集中到有限的工业生产中来,同时大幅提高工人的待遇和政治地位,并不断吸收其他阶级的先进分子进入工人队伍。
这么做的结果自然是显著的,但是其中相当粗糙的操作还是不免留下了一地鸡毛。
打个比方,初期招收进来的人员并不一定都能满足工业化生产的需要,毕竟农业社会散漫、凌乱的作风,实在和工厂的纪律搭不上边,即便是推行了相当严苛的军训制度,也存在大量确实不适合工作的人员。
那么这些人又要如何安置,简单地淘汰肯定是不行的,这些雇农、手工业者大多是羡慕工人阶级的地位,所以放弃了原有的土地、工作而来,没得完善的处理程序,后面群众有了顾虑就别想招收新人进来了。
所以大概是去年年底的时候,程刚在群众调查中了解到了这个问题,这才反应过来应该设法推行相关配套措施,一方面严格新工人的准入条件,另一方面妥善安置这些被淘汰人员返工复业。
但想要做到这两者都不容易,各个工厂本来就缺人,而且因为程刚的大量投入,其扩张速度远超乎自身培养人才的速度,必须大规模吸收外来人员进行补充。
而妥善安置也不是那么好办的,让他们重新务农就必须分配土地,回到手工业就必须安排岗位,可但凡地种得好的,手上有点技术的,谁又会愿意随意改行,反过来讲,那些愿意改行的在原行当中是个什么水平,自然也不用多说了。
其实如果放在一个完善的工业化组织当中,这些问题都算不上是太大的麻烦,哪怕是没有现成的制度,只要执行人员足够灵活且富有组织经验,终究还是可以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。
再不济人家也有充裕的本钱,完全可以做到以一力破万物,后世的“精准扶贫”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。
但程刚本来就是个没啥基层经验的愣头青,而他手下的那些干部别说经验了,连文化水平都参差不齐,干起事情自然错漏百出,所以闹出了不少笑话。
但土共的同志唯有一处优点是其他大多数组织比不上的,那就是学习经验和吸收教训的能力,在李润石的指导下,程刚带着大家一点点总结问题,尝试解决办法,这才搭建起了一个勉强运行起来的制度。
而回到鄂豫皖这边来,中央苏区好歹还有程刚的援助打底,撑起了不小的架子,所以才会遇到这些“幸福的烦恼”,可这边那是真的想扶都扶不起来了,至少在近几年里是不可能办成的。
若是真如某些同志建议的那样,大规模推行农场制度,把没人种植的田地集中起来管理,设想上确实不错。
可根据程刚的了解,当地在这方面基本没啥经验,强行上马的结果,很可能就是农场没有耕种好,农民的收获也减少了,连带着整片区域的生产都成了问题。
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先例,而且正是在土地革命时期,迫于现状各地的干部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想出了非常多的办法,但这些办法基本上良莠不齐,有效的策略其实相当少见。
而且碍于当时左倾的土地政策,加上组织者极度缺乏经验,最后不少地方都变成了“许多生产是荒芜了,木子(梓)无人收,山林无人禁,什么菜与麦地也很少的人种,农民都好像懒起来了。”
知道后来确实尝到了苦果,吸取了这些教训,方才有了进一步的改进。
现在有了程刚的插手,自然不会坐视局势径直恶化,所以他首先提出了更为合理的建议,即暂缓过于激进的模式,优先把重心集中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,同时小规模推行军队农场,利用红军自身的组织性保证大农业的正常运行。
当然了,这些制度有没有用暂且不说,但肯定不会收到地方同志的欢迎,曾钟生的质疑还算是客气的了,其他一些更加尖刻的问题也不是没有提出来。
比如在调动积极性上,眼下其实还有一个“富农主义”的帽子挂在不少干部的头上,李润石就被盖了一个,程刚自然也少不了。
因为想要农民专心生产,那么必须保证多劳多得,不能搞绝对化的平均主义,更不能让一些掌握了耕种技术的农民,因为种植出了更多的粮食,反而被划归到所谓富农之中,并蒙受巨量损失,不然的话,别说富农了,就算是贫农都会因此而发生动摇。
而要怎么解决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,这可是一门复杂的课题,至少对于当前还不够完善的土共而言,其实还有不少弯路要走,程刚能做的也就只有适当提个醒,给大家搭好不至于跌落深渊的防护网而已。
另外在粮食的交易问题上,程刚也发现当地普遍存在强迫规定粮食收购价格的现象,红军的收购价甚至还不如白区的高,使得不少农民偷偷将粮食运到外面去销售,造成了不小的损失。
总而言之,这些不成熟、甚至在后世看来有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举措,有的确实是因为干部没有经验拎不清路数,有的又很大程度上源于财政的困境,不得已而为之。
再考虑到其中一些内容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政治路线上的矛盾,就使得境况显得愈发复杂,即便有了程刚坐镇,在一些话题上大家还是难免吵得不可开交。
这次以缺乏合格的农业工人为核心论点,再又添加了不少他自己总结的案例,程刚勉强说服了曾种生同志,算是整场会议中的一小截片段。
至于对那些实在讲不通的人,程刚也只能甩出“你在教我做事?”的态度强行压制回去,凭借着更加丰富的经验,他倒也有这个底气。
而且还必须要考虑到北上的数千人,在鄂豫皖根据地建设中将会发挥的重大作用,所以鄂豫皖想要获得进一步发展,就必须依赖于这些北上支援的队伍。
这些人员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相当长的时间,打下了深刻的思想印迹,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属于李润石和程刚的嫡系。
有了这批人作为后盾,当地同志即便再有意见,也必须尊重程刚的想法,这也是他得以反客为主的很大一部分原因。
说得不客气些,即使程刚拉下脸在这里搞起大清洗,也不是没可能做不到,甚至清完了地方派,马上就能拉来一批空降干部补充进来。
只不过程刚到底还是顾忌影响的,根本不屑于参与过于低劣的政治斗争(当然他也没得这个厚黑的本事),所以只能近乎费力不讨好地说服大家,依靠提出问题、解决问题的模式,逐渐获得地方同志的认可。
在这方面他似乎还有一个半是优势半是劣势的特点,那就是程刚几乎可以算得上党内唯一一个“流动”干部,因为也只有他有能力定期在各根据地之间安全转移。
所以可以说各地都是程刚的基本盘,也可以说他根本就不存在基本盘,具体到鄂豫皖这边,既然知道程部长要不了多久就得离开,那么在此之前让他放一回炮,也就勉强能够接受了。
实际上在大多数同志看来,程刚更像是一位过来传授经验的老师,而非直接负责领导工作的干部,愿意听的就听,不愿意听的他也不会直接强迫,只是后果就得自己负责了。
于是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这些天里,当地的同志确实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博览广识,密集的争论反而将程刚的优势展现得更加明显,同时也避免了他缺乏政治经验的劣势。
但时间总是飞快,十二月五日,在众人不舍的挽留之中,他们公认的程老师带着精挑细选的两千余人,再次踏上了新的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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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以大别山为主要区域,固然有利于红军以此为屏障,开展游击作战,但同时山多地少,土地贫瘠,也造成粮食供应的紧张。
对于程刚提出的问题,大部分同志都表示了赞同,并且在接下来的商议中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当然了,大家最为看重的自然要数程刚的意见,毕竟这位在中央苏区就是一直总管后勤的存在,而且只要看到红一军团战士们的营养水平,就能明白这位程部长确实有两把刷子。
不过这背后其实也并非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,因为赣南闽西一带的气候本来就得天独厚,虽然地处山区但雨热不缺,收成肯定要比北方地区高上一些。
再加上铁厂提供的农具,程刚带来的良种,以及根据地军民一年多来不遗余力的水利建设,这才有了丰收的效果。
此外,中央苏区在财政方面,因为有了程刚的援助,不需要大规模从白区采购物资,也就不用向外出售粮食,提升上来的财政盈余便省出了一部分,成了进入军民口中的福利。
所以从去年开始,程刚便不用大规模传送粮草,而将运力集中到了生产领域。
但细致分析下来就会发现,这样的模式其实很难在其他地区推广,必须要因地制宜才行。
只是鄂豫皖这边的同志不清楚底细,才使得程刚的建议充满了分量,引发广泛思考的同时,也带来了不少争议。
“程部长,重视生产这点我相信大家都没有意见,这次你带来了不少种子,水稻、红薯、南瓜都有,而且这些作物还在赣、闽一带都取得了丰收,这次我们可以大力推广种植。
此外,不管是扩大生产铁质农具,还是积极宣传农业技术,这些只要具备了相关条件,肯定能起到不小的效果。
但是有一点,在农场建设方面,侧重于小农经济的做法是不是有些过于保守了?”
程刚拿出的这一揽子解决方案,大都是在过去两三年里经过实践检验的短平快办法,同时在这几个月里又结合了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正,所以很容易就得到了不少认同。
但在个别问题上,还是有同志不太能够接受,比如特委书记曾钟生就觉得这位程部长似乎不怎么支持农场模式,言语中对这一套并不推崇。
不过即便如此,考虑到程刚的威信和丰富经验,曾书记也只是提出了一个“保守”的质疑,并没有将此提高到上纲上线的程度。
“这个问题问得很好,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,小农经济应该说是未来肯定要淘汰的产物,大工业大生产的农场经济,才是社会主义农业的必然趋势。”
对于同志们提出的质疑,程刚并不以为意,类似的问题他不知道回答了多少次,已经算是驾轻就熟,所以讲起话来当然自信满满,给人一种强烈的可信任感。
而且事实也是如此,程刚亲眼见识过所谓的工业化农场模式,美国那边什么情况就暂且不说了,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,国内的平原地区也在逐渐淘汰小农经济,年轻人纷纷进城务工,不愿意再停留在农村的一亩三分地上,这就是社会的进步。
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复杂程度要远超于所有人的想象,若是指望在没有足够的组织力情况下,简单地改变一下生产关系,就能极大促进生产力的进步,那么现实必然会站出来教做人。
所以程刚继续说道:“但是,根据我们在赣南推广的经验,农场的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维持,才能保证生产效率超过小农模式的精耕细作。
就目前来看,我们的根据地,一缺富有经验的基层骨干,二缺足够覆盖全域的现代化农业设备,那么全面推行农场建设就有些不合时宜,甚至可能产生诸多负面影响。
唯一可取的办法,就只有搞军队农场,其他地方上的农场顶多只能作为试点,一旦在缺乏准备的前提下大规模推广,我们承担不起这个代价。
作为GC主义者,大家都有一个共识,那就是工人阶级是最富有创造力,也是最为进步的阶级。
但想要在一个一无所有的农业区培养出足够多的工人,可不是随意拉来一批农民,给他们贴上工人的标签,就能把事情干成的。”
程刚说着这些的时候,脑子里也在回想过去自己犯下的那些错误,为了尽快培养起工人队伍,他难免存在急功近利的毛病,这本来也可以理解,但期间出现的种种问题,确实让人大开眼界。
他主持的根据地建设,其实很大程度上都在模仿建国后的二元制模式,即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将资本集中到有限的工业生产中来,同时大幅提高工人的待遇和政治地位,并不断吸收其他阶级的先进分子进入工人队伍。
这么做的结果自然是显著的,但是其中相当粗糙的操作还是不免留下了一地鸡毛。
打个比方,初期招收进来的人员并不一定都能满足工业化生产的需要,毕竟农业社会散漫、凌乱的作风,实在和工厂的纪律搭不上边,即便是推行了相当严苛的军训制度,也存在大量确实不适合工作的人员。
那么这些人又要如何安置,简单地淘汰肯定是不行的,这些雇农、手工业者大多是羡慕工人阶级的地位,所以放弃了原有的土地、工作而来,没得完善的处理程序,后面群众有了顾虑就别想招收新人进来了。
所以大概是去年年底的时候,程刚在群众调查中了解到了这个问题,这才反应过来应该设法推行相关配套措施,一方面严格新工人的准入条件,另一方面妥善安置这些被淘汰人员返工复业。
但想要做到这两者都不容易,各个工厂本来就缺人,而且因为程刚的大量投入,其扩张速度远超乎自身培养人才的速度,必须大规模吸收外来人员进行补充。
而妥善安置也不是那么好办的,让他们重新务农就必须分配土地,回到手工业就必须安排岗位,可但凡地种得好的,手上有点技术的,谁又会愿意随意改行,反过来讲,那些愿意改行的在原行当中是个什么水平,自然也不用多说了。
其实如果放在一个完善的工业化组织当中,这些问题都算不上是太大的麻烦,哪怕是没有现成的制度,只要执行人员足够灵活且富有组织经验,终究还是可以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。
再不济人家也有充裕的本钱,完全可以做到以一力破万物,后世的“精准扶贫”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。
但程刚本来就是个没啥基层经验的愣头青,而他手下的那些干部别说经验了,连文化水平都参差不齐,干起事情自然错漏百出,所以闹出了不少笑话。
但土共的同志唯有一处优点是其他大多数组织比不上的,那就是学习经验和吸收教训的能力,在李润石的指导下,程刚带着大家一点点总结问题,尝试解决办法,这才搭建起了一个勉强运行起来的制度。
而回到鄂豫皖这边来,中央苏区好歹还有程刚的援助打底,撑起了不小的架子,所以才会遇到这些“幸福的烦恼”,可这边那是真的想扶都扶不起来了,至少在近几年里是不可能办成的。
若是真如某些同志建议的那样,大规模推行农场制度,把没人种植的田地集中起来管理,设想上确实不错。
可根据程刚的了解,当地在这方面基本没啥经验,强行上马的结果,很可能就是农场没有耕种好,农民的收获也减少了,连带着整片区域的生产都成了问题。
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先例,而且正是在土地革命时期,迫于现状各地的干部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想出了非常多的办法,但这些办法基本上良莠不齐,有效的策略其实相当少见。
而且碍于当时左倾的土地政策,加上组织者极度缺乏经验,最后不少地方都变成了“许多生产是荒芜了,木子(梓)无人收,山林无人禁,什么菜与麦地也很少的人种,农民都好像懒起来了。”
知道后来确实尝到了苦果,吸取了这些教训,方才有了进一步的改进。
现在有了程刚的插手,自然不会坐视局势径直恶化,所以他首先提出了更为合理的建议,即暂缓过于激进的模式,优先把重心集中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,同时小规模推行军队农场,利用红军自身的组织性保证大农业的正常运行。
当然了,这些制度有没有用暂且不说,但肯定不会收到地方同志的欢迎,曾钟生的质疑还算是客气的了,其他一些更加尖刻的问题也不是没有提出来。
比如在调动积极性上,眼下其实还有一个“富农主义”的帽子挂在不少干部的头上,李润石就被盖了一个,程刚自然也少不了。
因为想要农民专心生产,那么必须保证多劳多得,不能搞绝对化的平均主义,更不能让一些掌握了耕种技术的农民,因为种植出了更多的粮食,反而被划归到所谓富农之中,并蒙受巨量损失,不然的话,别说富农了,就算是贫农都会因此而发生动摇。
而要怎么解决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,这可是一门复杂的课题,至少对于当前还不够完善的土共而言,其实还有不少弯路要走,程刚能做的也就只有适当提个醒,给大家搭好不至于跌落深渊的防护网而已。
另外在粮食的交易问题上,程刚也发现当地普遍存在强迫规定粮食收购价格的现象,红军的收购价甚至还不如白区的高,使得不少农民偷偷将粮食运到外面去销售,造成了不小的损失。
总而言之,这些不成熟、甚至在后世看来有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举措,有的确实是因为干部没有经验拎不清路数,有的又很大程度上源于财政的困境,不得已而为之。
再考虑到其中一些内容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政治路线上的矛盾,就使得境况显得愈发复杂,即便有了程刚坐镇,在一些话题上大家还是难免吵得不可开交。
这次以缺乏合格的农业工人为核心论点,再又添加了不少他自己总结的案例,程刚勉强说服了曾种生同志,算是整场会议中的一小截片段。
至于对那些实在讲不通的人,程刚也只能甩出“你在教我做事?”的态度强行压制回去,凭借着更加丰富的经验,他倒也有这个底气。
而且还必须要考虑到北上的数千人,在鄂豫皖根据地建设中将会发挥的重大作用,所以鄂豫皖想要获得进一步发展,就必须依赖于这些北上支援的队伍。
这些人员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相当长的时间,打下了深刻的思想印迹,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属于李润石和程刚的嫡系。
有了这批人作为后盾,当地同志即便再有意见,也必须尊重程刚的想法,这也是他得以反客为主的很大一部分原因。
说得不客气些,即使程刚拉下脸在这里搞起大清洗,也不是没可能做不到,甚至清完了地方派,马上就能拉来一批空降干部补充进来。
只不过程刚到底还是顾忌影响的,根本不屑于参与过于低劣的政治斗争(当然他也没得这个厚黑的本事),所以只能近乎费力不讨好地说服大家,依靠提出问题、解决问题的模式,逐渐获得地方同志的认可。
在这方面他似乎还有一个半是优势半是劣势的特点,那就是程刚几乎可以算得上党内唯一一个“流动”干部,因为也只有他有能力定期在各根据地之间安全转移。
所以可以说各地都是程刚的基本盘,也可以说他根本就不存在基本盘,具体到鄂豫皖这边,既然知道程部长要不了多久就得离开,那么在此之前让他放一回炮,也就勉强能够接受了。
实际上在大多数同志看来,程刚更像是一位过来传授经验的老师,而非直接负责领导工作的干部,愿意听的就听,不愿意听的他也不会直接强迫,只是后果就得自己负责了。
于是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这些天里,当地的同志确实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博览广识,密集的争论反而将程刚的优势展现得更加明显,同时也避免了他缺乏政治经验的劣势。
但时间总是飞快,十二月五日,在众人不舍的挽留之中,他们公认的程老师带着精挑细选的两千余人,再次踏上了新的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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