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七十四章 整装待发(第三更,求
随着第一次反会剿的结束,以及谷田决议的达成,此时的赣闽根据地已经逐渐显露出了雏形,以锐京为中心,东西北三个方向都有足够的战略纵深。
虽然部分地区防御还略微有些薄弱,但对于整体战局影响不大,毕竟红军的兵力不可能完全分摊到这么大一块地盘上,同样敌人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长期占据某处。
正如李润石所提出的“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”,在敌人占据优势的时候,与其迂回作战,不断削弱对方的实力,当革命高潮来临之时,则趁机争取更大的根据地。
机械且片面地要求不丧失一寸土地,或者说御敌与‘国门’之外的想法,只会让自己完全被敌人的进攻节奏给带跑,哪怕现在红军已经算得上兵强马壮,那也根本挥霍不过来。
简而言之,这便是典型的左倾机会主义,肯定要不得,同时也是李润石一直所反对的。
这两年过来,红军虽然没有犯什么致命错误,但小问题依旧层出不穷,左倾冒进的毛病始终存在,吃下的教训也着实不少。
有时候包括程刚自己也很容易落入窠臼之中,毕竟他既不是军事专家,又不是历史专家,包括理论研究,也不过照猫画虎,磕磕盼盼,要出问题不要太简单。
只不过有了足够的物资打底,红军便多了些试错的余地,不至于因为小小的过错而伤筋动骨。
这样一来有利有弊,一方面这支军队的损失没有历史上那般惨痛,保存了不少革命的火种,使得现在的发展局势有所提前,从而及时抓住了常凯申根基未稳,新军阀混战的战略关键期。
但另一方面,对于某些同志来说,如果教训不够沉痛,那就很难得到深刻的认识,甚至在一些没啥觉悟的人眼里,红军一直以来都发展得好好的,哪有必要做什么改进。
当然了,对于习惯见微知著的李润石而言,这些还不算什么大问题,实力未损,而且还壮大不少的红军,到了他的手中简直就是如虎添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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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同志们的认识问题,也通过谷田会议的整顿而有了一定的改善,至少就目前来说,全军已经基本认可了李润石的战略思路。
这里面,李润石对时局发展的正确预测和分析占了最主要原因,正是同志们普遍认为李委员说得有道理,方才愿意听他的话。
另外中央的伍翔宇对李润石的支持也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,对于一个组织来说,核心的权威效应始终是存在的,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,那这个组织也就离分崩离析不远了。
这也是为什么程刚明知中央后面会出那么多幺蛾子,也得硬着头皮过去扯大旗的缘故,除非你打一开始就彻底另起炉灶,否则任何抵制上级的做法,都是在挖自己的墙角。
你可以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去争取或者说服大家,但如果指望可以一直不服从上级指令,同时还要求下属严格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的话,那基本就是白日做梦了。
对于现在的李润石而言,能够与中央取得及时的联络,其实应该算是一个利好消息,毕竟当前的国内,能够完全理解他思路的同志始终还是少数,中央没得几个,红四军内部同样也不见得能多多少。
反而是掌握了和上级的通信渠道后,这里面可以用来回旋的办法就多了去了,毕竟电台可是掌握在狗腿子程刚的手中,而申城那边的伍翔宇也是持着支持态度。
至于程刚所掌握的后勤力量,在这里对其他同志造成了多大影响,是好是坏,包括程刚自己也不敢完全确定,反正不管怎么样,他就无脑支持李委员,总归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。
话说回来,从8月底会剿基本结束,到9月下旬谷田决议的推出,这段时间里红四军也不是就闲着不动了。
事实上,利用这段难得的战略间隙,这支军队通过一系列整编,极大地扩充了自己战斗力,通过对地方武装的吸纳和训练,现在的红四军兵力已经逼近了五位数。
从上层的领导来说,基本情况是:军长王凯,党代表李润石,参谋长汪洱卓,政治部主任刘懿,一纵汪洱卓(兼)、何挺颖,二纵朱运清、蔡斜珉,教导队刘安恭、陈毅(兼)。
与此同时,从赣南就开始建设的三纵,通过与一、二纵之间不断的人员交流,现在也基本成型。
只不过三纵的情况稍有特殊,现在暂时分为了赣南和闽西两块,因为地域的缘故导致相互的独立性较强,前委也有考虑过直接将其分为两纵,分开发展。
另外还得强调一点,如果说赣南这块地方相对于赣省省委而言还有点距离的话,那么闽西离鹭岛那边的闽省省委,就有点太近了。
前面有说过婆婆太多的坏处,这点在军队建设中同样也有所体现,对于闽委而言,他们肯定希望能够拥有一直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队伍,对于和红四军的合作,在思路上就难免有些矛盾。
一方面闽委希望闽西特委的同志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——“闽西工作勿与王李军队相混合,为组织红军不可与王李混合起来,组织群众不要只依赖王李的力量等等”
另一方面也希望双方在军事上能共同发展,提出“要号召许多农民失业农民去王李队伍里当红军,能招募几百名跟着王李去训练,将来回到闽西作用是非常之大的。”
大概就是闽西必须从发展地方武装的立场出发,既积极配合红四军,又立足自身的斗争需求——不过这也无可厚非。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这主要还是因为暂未形成一个正统苏区,从而存在的一些指挥边界不清晰的问题,不过随着红四军与中央的建立通信联络,后面来自省委的麻烦肯定会要少一点。
当然了,如果条件充裕的话,在吸纳当地群众进入红四军的同时,也扶持一部分地方武装独立存在,对于整体战略而言并无影响,甚至还有所裨益。
但武器装备其实还好说,毕竟此时的红军还都属于轻步兵,能够补充上步枪子弹就算是成军了。
早在槿甘山时期,红四军全员水连珠,赤卫队五六、七八成汉阳造(其余梭镖),都是很普遍的事情。
唯一的麻烦就是扩军需要大量富有经验,又具备政治素养的指战员,即便对于早早就已经大力推进部队教育的红四军而言,这也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办成的。
没有足够合格的干部,出现问题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,比如在地方武装的整编过程中,很多红四军派驻过去的干部对士兵训练普遍采取‘严重主义’,上下级阶级意识极深。
从而造成了许多农民士兵受不惯这种管制,混编之后士兵难以习惯,因而使得匪兵不断增加,进一步加重了上下级间的冲突。
此外,想要将这些农民、土匪出身的人员改造成功也不是一件易事,很多干部同样反映这些部队“地方观念极重,指挥调动很感困难”,“农民意识充分表现”,甚至有“城市中骚扰行为”。
总得来说,一支军队的发展肯定是没法一蹴而就的,总需要经历不断的波折,克服大量的困难,但正是通过这一艰难的过程,才会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干部。
相关的整编工作在谷田会议之后仍然在不断持续,时间一路来到9月底,在闽西一带基本完成休整的红四军终于开始行动了。
作为绝对的主力部队,第一、二纵队首先出发,转而向西,经由武坪抵达回昌南部,迅速占领了会昌县最南边的州田镇。
卧榻之侧,岂容他人鼾睡,当根据地即将成型之际,东、西、北三个方向都已无大碍,此时尚存与锐京南边40公里处的回昌县城,就成了卡在众人眼中的钉子。
从地图上看,由北往南的绵江通过锐京、由南往北的湘水穿越州田,最后在回昌汇合,整个锐京、回昌、州田一线,完全就是夹在东西两侧山脉间的一条长长的河谷。
尤其是锐京、回昌一线,地势更加险要,作为守军,只需要把持住其中的防御要点,便可以依靠山川水利,占据战略优势。
相比之下,回昌南部的战略空间要稍显宽裕一些,因此和历史上的计划一般,这场拔钉之战,首先就在回昌县城的南门上演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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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部分地区防御还略微有些薄弱,但对于整体战局影响不大,毕竟红军的兵力不可能完全分摊到这么大一块地盘上,同样敌人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长期占据某处。
正如李润石所提出的“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”,在敌人占据优势的时候,与其迂回作战,不断削弱对方的实力,当革命高潮来临之时,则趁机争取更大的根据地。
机械且片面地要求不丧失一寸土地,或者说御敌与‘国门’之外的想法,只会让自己完全被敌人的进攻节奏给带跑,哪怕现在红军已经算得上兵强马壮,那也根本挥霍不过来。
简而言之,这便是典型的左倾机会主义,肯定要不得,同时也是李润石一直所反对的。
这两年过来,红军虽然没有犯什么致命错误,但小问题依旧层出不穷,左倾冒进的毛病始终存在,吃下的教训也着实不少。
有时候包括程刚自己也很容易落入窠臼之中,毕竟他既不是军事专家,又不是历史专家,包括理论研究,也不过照猫画虎,磕磕盼盼,要出问题不要太简单。
只不过有了足够的物资打底,红军便多了些试错的余地,不至于因为小小的过错而伤筋动骨。
这样一来有利有弊,一方面这支军队的损失没有历史上那般惨痛,保存了不少革命的火种,使得现在的发展局势有所提前,从而及时抓住了常凯申根基未稳,新军阀混战的战略关键期。
但另一方面,对于某些同志来说,如果教训不够沉痛,那就很难得到深刻的认识,甚至在一些没啥觉悟的人眼里,红军一直以来都发展得好好的,哪有必要做什么改进。
当然了,对于习惯见微知著的李润石而言,这些还不算什么大问题,实力未损,而且还壮大不少的红军,到了他的手中简直就是如虎添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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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同志们的认识问题,也通过谷田会议的整顿而有了一定的改善,至少就目前来说,全军已经基本认可了李润石的战略思路。
这里面,李润石对时局发展的正确预测和分析占了最主要原因,正是同志们普遍认为李委员说得有道理,方才愿意听他的话。
另外中央的伍翔宇对李润石的支持也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,对于一个组织来说,核心的权威效应始终是存在的,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,那这个组织也就离分崩离析不远了。
这也是为什么程刚明知中央后面会出那么多幺蛾子,也得硬着头皮过去扯大旗的缘故,除非你打一开始就彻底另起炉灶,否则任何抵制上级的做法,都是在挖自己的墙角。
你可以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去争取或者说服大家,但如果指望可以一直不服从上级指令,同时还要求下属严格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的话,那基本就是白日做梦了。
对于现在的李润石而言,能够与中央取得及时的联络,其实应该算是一个利好消息,毕竟当前的国内,能够完全理解他思路的同志始终还是少数,中央没得几个,红四军内部同样也不见得能多多少。
反而是掌握了和上级的通信渠道后,这里面可以用来回旋的办法就多了去了,毕竟电台可是掌握在狗腿子程刚的手中,而申城那边的伍翔宇也是持着支持态度。
至于程刚所掌握的后勤力量,在这里对其他同志造成了多大影响,是好是坏,包括程刚自己也不敢完全确定,反正不管怎么样,他就无脑支持李委员,总归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。
话说回来,从8月底会剿基本结束,到9月下旬谷田决议的推出,这段时间里红四军也不是就闲着不动了。
事实上,利用这段难得的战略间隙,这支军队通过一系列整编,极大地扩充了自己战斗力,通过对地方武装的吸纳和训练,现在的红四军兵力已经逼近了五位数。
从上层的领导来说,基本情况是:军长王凯,党代表李润石,参谋长汪洱卓,政治部主任刘懿,一纵汪洱卓(兼)、何挺颖,二纵朱运清、蔡斜珉,教导队刘安恭、陈毅(兼)。
与此同时,从赣南就开始建设的三纵,通过与一、二纵之间不断的人员交流,现在也基本成型。
只不过三纵的情况稍有特殊,现在暂时分为了赣南和闽西两块,因为地域的缘故导致相互的独立性较强,前委也有考虑过直接将其分为两纵,分开发展。
另外还得强调一点,如果说赣南这块地方相对于赣省省委而言还有点距离的话,那么闽西离鹭岛那边的闽省省委,就有点太近了。
前面有说过婆婆太多的坏处,这点在军队建设中同样也有所体现,对于闽委而言,他们肯定希望能够拥有一直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队伍,对于和红四军的合作,在思路上就难免有些矛盾。
一方面闽委希望闽西特委的同志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——“闽西工作勿与王李军队相混合,为组织红军不可与王李混合起来,组织群众不要只依赖王李的力量等等”
另一方面也希望双方在军事上能共同发展,提出“要号召许多农民失业农民去王李队伍里当红军,能招募几百名跟着王李去训练,将来回到闽西作用是非常之大的。”
大概就是闽西必须从发展地方武装的立场出发,既积极配合红四军,又立足自身的斗争需求——不过这也无可厚非。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这主要还是因为暂未形成一个正统苏区,从而存在的一些指挥边界不清晰的问题,不过随着红四军与中央的建立通信联络,后面来自省委的麻烦肯定会要少一点。
当然了,如果条件充裕的话,在吸纳当地群众进入红四军的同时,也扶持一部分地方武装独立存在,对于整体战略而言并无影响,甚至还有所裨益。
但武器装备其实还好说,毕竟此时的红军还都属于轻步兵,能够补充上步枪子弹就算是成军了。
早在槿甘山时期,红四军全员水连珠,赤卫队五六、七八成汉阳造(其余梭镖),都是很普遍的事情。
唯一的麻烦就是扩军需要大量富有经验,又具备政治素养的指战员,即便对于早早就已经大力推进部队教育的红四军而言,这也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办成的。
没有足够合格的干部,出现问题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,比如在地方武装的整编过程中,很多红四军派驻过去的干部对士兵训练普遍采取‘严重主义’,上下级阶级意识极深。
从而造成了许多农民士兵受不惯这种管制,混编之后士兵难以习惯,因而使得匪兵不断增加,进一步加重了上下级间的冲突。
此外,想要将这些农民、土匪出身的人员改造成功也不是一件易事,很多干部同样反映这些部队“地方观念极重,指挥调动很感困难”,“农民意识充分表现”,甚至有“城市中骚扰行为”。
总得来说,一支军队的发展肯定是没法一蹴而就的,总需要经历不断的波折,克服大量的困难,但正是通过这一艰难的过程,才会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干部。
相关的整编工作在谷田会议之后仍然在不断持续,时间一路来到9月底,在闽西一带基本完成休整的红四军终于开始行动了。
作为绝对的主力部队,第一、二纵队首先出发,转而向西,经由武坪抵达回昌南部,迅速占领了会昌县最南边的州田镇。
卧榻之侧,岂容他人鼾睡,当根据地即将成型之际,东、西、北三个方向都已无大碍,此时尚存与锐京南边40公里处的回昌县城,就成了卡在众人眼中的钉子。
从地图上看,由北往南的绵江通过锐京、由南往北的湘水穿越州田,最后在回昌汇合,整个锐京、回昌、州田一线,完全就是夹在东西两侧山脉间的一条长长的河谷。
尤其是锐京、回昌一线,地势更加险要,作为守军,只需要把持住其中的防御要点,便可以依靠山川水利,占据战略优势。
相比之下,回昌南部的战略空间要稍显宽裕一些,因此和历史上的计划一般,这场拔钉之战,首先就在回昌县城的南门上演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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