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七十二章 战后反省
9月14日,程刚回到赣闽根据地的第二天,昨天下午在锐京降落的他,简单休息一晚后,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闽西。
相比于历史同期,此时的红军不只是人数装备上升了数个档次,包括地盘也扩大了好几倍,那时的根据地只能成为闽西,而当前位面却可以冠以赣闽,即赣南与闽西两处。
如此局势,差不多将整个根据地的发展提前了一年左右,不过这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
虽然在思想上还没有实现统一,可毕竟兵力雄厚,粮草充足,不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
现实里的战争不是游戏,不是说你占领了某地,那处地图就会给你直接标红,如果只是走马观花地打过去,那么等大部队一离开,当地立马又会恢复原样。
而且,若是仅是依靠当地原有的党组织和游击队,那想想都不可能,所以还必须向地方支援干部,派驻少量指战员以充实其武装,还少得不得支援一些物资装备。
总而言之,红军占领一地之后,先不论派驻地方的工作人员水平如何,至少有能力搭建基本的政权,再拉起一支像模像样的赤卫队,算是勉强在当地打起了旗号。
就目前的情况来看,赣南的锐京算是整个根据地的中心,其次便是闽西一带距离锐京最近的长定,这两处红军的投入最大,根基也最为雄厚,至于周围各县,则只能说是虚虚实实了。
此时的李润石与王凯,正好就在东南角的上行县,这里与隔壁的隆岩一起,正是最新打下的地盘,依靠着原有的地下组织初步建立了政权。
前段时间赣闽粤三省的会剿,重头戏就在这一带上演,当时前委的规划是赣省方向以守为主,依托兴郭、凝都、余都一带的赤卫队和部分正规力量,以游击作战的形式展开斗争。
作为红军的‘老朋友’,赣军经过前期的不断打击,如今在战斗力上早已不如往昔,所以这边的指挥员们都没有把西边来的敌人太当回事。
而在东侧,因为闽西一带红色地方武装还未健全的缘故,再加上敌人兵力的侧重,将近十个团全部堆积在漳、泉一带,则成了此次反会剿的重中之重。
不只是闽省的部队,就连粤军那边,也派来了数个团占领了上杭南边的甬定,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斩断红军伸向闽省的触手。
当然了,在常凯申的设想之中,最好当然是把赣、闽两地的赤匪一并剿除为好。
但他那时刚刚和冯、阎打完,军阀混战的局势虽稍有缓和,不用担心被其他事务牵扯精力,可能够动员起来的财力和兵力却还是有限。
若是换成历史上困顿于闽西的红军,可能需要头疼一阵,但对于眼下正规兵力近万的红四军来说,已经算不得什么麻烦的事了。
这也确实是为难那位蒋委员长了,他虽然视剿赤为第一要务,可问题是眼下北伐留下的残局还未彻底扫荡干净,所谓果军只能算是偏安一隅的江浙军阀。
顶多占据一个大义,再加上财力雄厚,又掌握了最紧要的长江出海口,方才在全国范围内有那么点号召力或者说存在感。
所以也不要嫌弃常凯申小瞧了红军,实在是每次都怀着狮子搏兔的想法来剿匪,本以为可以万无一失,却总是功亏一篑。
当然了,对于红军一方而言,这次反会剿也不是完全没有吃亏,这次程刚过来,正巧就赶上了红四军的自我检讨会议。
“这次我们对敌军会剿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,认为敌军是三路围攻兵力众多,我们占据弱势,如果停留在闽西则无法打破敌人会剿。
与此同时,部分指挥员对游击战的认识不够深刻,主张打正规战,但在兵力劣势的情况下,又不希望与敌人硬拼,便觉得只有‘打出去’才有办法。
而决定出击闽中后,我们没有及时做出周密的军事计划,也不熟悉闽中的地形和人情,同时缺乏较为明确的进军方向和目的,从而耽误了部分战机,造成了一定损失。
如此种种,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军委对于革命战争的认识还不够深刻,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滋长,特别是单纯军事观点比较严重,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克服的问题。”
会议上,有别于某些同志洋洋自得,对于所谓自省颇不耐烦的态度,军长兼军委书记王凯,上来就给大家浇了一盆冷水。
严格来说,这次为了防备敌人进攻闽西,而采取的出击闽中的计划,其实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战果,至少牵制了敌人一部分的兵力。
但是最吃亏的地方还是在于红军对闽中的地理人情不够熟悉,同时党在当地也缺乏足够的组织,所以便导致了进去一抹黑的局面。
进入闽中后,红军每到一个地方,经常会出现一时之间找不到饭吃的情况,有时甚至得不到群众的一点帮助。
这主要在于闽中不少地区确属穷乡僻壤,当地百姓没有米吃,只有蕃薯等物充饥,可偏偏群众又不了解红军的作风,一律采取躲避的态度,硬是使得红军陷入了这般未曾想到的困境。
再加上闽中地势险恶,山高水深,沿途都是荒山峻岭,河水深及颈项,上山能把脚走痛了,过河能把小孩子淹死了。
还有那层出不穷的土匪,沿途就有不少土匪和炮楼,对方占据地势,客场作战攻打起来消耗不小,打不死你恶心死你,但群众又始终不能发动起来。
类似的情况在之前出击赣南的时候也有遇到过,当时同样做出了不少反省,但就效果而言,不少同志并没有彻底吃下这个教训。
另外不得不提的是,物资的丰富让曾经的很多麻烦都变得不再是问题,比如在七八月的闽中天气炎热,正是疾病流行的时期,但因为携带了充足的净水片和药物,从而大大减少了病患与伤亡。
这本来确属一件好事,可这背后却意味着后勤物资的大量消耗,待到作战后期,当携带的药物消耗殆尽时,又缺乏于闽西的交通线补给,陡增的患病率着实把不少指挥员吓了一跳。
宽裕的物资确实让指挥作战有了更多的冗余量,不必要求每个指挥员都一定得在钢丝上跳舞才可以获得胜利。
但如果没有明确的建军纲领,缺乏先进的指导思想,那么优渥的条件就会让指战员们丧失对危险的警惕,乃至出现缺了后勤就不知道怎么打仗的尴尬局面。
当然了,这时的红军还没有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,但种种迹象还是引发了李润石与王凯的注意,毕竟这里最为致命的是,他们的物资大多不是自造的,而完全依赖于程刚这一条渠道。
如果不抓紧时间将部队的风气调整过来,一旦其中出现什么差错,那么等到危机来临之际,很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。
在王凯发言之后,李润石也同样上去做了总结,作为根据地军政的最高领导,他肯定不会推卸任何责任,甚至还要主动把问题往身上揽。
有了两位首长的带头之后,后面的工作自然就好开展多了,虽然还是无法排除某些同志心中的不忿情绪——明明打了胜仗,却还要老子来做检讨。
但至少对于大部分有一定思想觉悟的同志来说,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成长机会,只有不断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,才能有更进一步的可能。
大浪淘沙,并不是每一个早早参加革命的人,就一定能成就一番伟业,除去必要的运气因素之外,还需要永不停歇地迈过一道道思想上的门槛。
但凡在某一道坎上停住脚步的人,运气好的便是被后来者替代,然后泯然众人,运气不好的,则会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被直接淘汰出局。
旁听完这一整场检讨会后,程刚不由地产生了这番感想,平心而论,他自己也有极多的毛病,有时可以依靠自觉慢慢克服,但有时还是因为本能的惰性而始终残留了下来。
只不过相比于其他同志,他获得了来自大家的更多的宽容与理解,所以才显得那么的游刃有余。
所以在会议的最后,这个刚刚回来的后勤主任,也激动地上台进行了一次自我反省,对身上始终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作了检讨,并恳请得到同志们的监督。
至此,这次会议算是圆满结束,之后,程刚又顺势给前委的同志通报了他带来的中央信件。
这封信主要由伍翔宇、李利叁、刘懿三人商议而成,期间程刚也充当了一部分参谋的角色。
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肯定了李润石关于“工农武装割据”的思想,并坚定地支持他关于红军行动策略和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主张。
如果说刚才的检讨会算是半场思想统一会议,那么当中央明确对李润石的绝对领导地位表示支持之后,一次彻底的整军会议,条件已经成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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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于历史同期,此时的红军不只是人数装备上升了数个档次,包括地盘也扩大了好几倍,那时的根据地只能成为闽西,而当前位面却可以冠以赣闽,即赣南与闽西两处。
如此局势,差不多将整个根据地的发展提前了一年左右,不过这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
虽然在思想上还没有实现统一,可毕竟兵力雄厚,粮草充足,不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
现实里的战争不是游戏,不是说你占领了某地,那处地图就会给你直接标红,如果只是走马观花地打过去,那么等大部队一离开,当地立马又会恢复原样。
而且,若是仅是依靠当地原有的党组织和游击队,那想想都不可能,所以还必须向地方支援干部,派驻少量指战员以充实其武装,还少得不得支援一些物资装备。
总而言之,红军占领一地之后,先不论派驻地方的工作人员水平如何,至少有能力搭建基本的政权,再拉起一支像模像样的赤卫队,算是勉强在当地打起了旗号。
就目前的情况来看,赣南的锐京算是整个根据地的中心,其次便是闽西一带距离锐京最近的长定,这两处红军的投入最大,根基也最为雄厚,至于周围各县,则只能说是虚虚实实了。
此时的李润石与王凯,正好就在东南角的上行县,这里与隔壁的隆岩一起,正是最新打下的地盘,依靠着原有的地下组织初步建立了政权。
前段时间赣闽粤三省的会剿,重头戏就在这一带上演,当时前委的规划是赣省方向以守为主,依托兴郭、凝都、余都一带的赤卫队和部分正规力量,以游击作战的形式展开斗争。
作为红军的‘老朋友’,赣军经过前期的不断打击,如今在战斗力上早已不如往昔,所以这边的指挥员们都没有把西边来的敌人太当回事。
而在东侧,因为闽西一带红色地方武装还未健全的缘故,再加上敌人兵力的侧重,将近十个团全部堆积在漳、泉一带,则成了此次反会剿的重中之重。
不只是闽省的部队,就连粤军那边,也派来了数个团占领了上杭南边的甬定,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斩断红军伸向闽省的触手。
当然了,在常凯申的设想之中,最好当然是把赣、闽两地的赤匪一并剿除为好。
但他那时刚刚和冯、阎打完,军阀混战的局势虽稍有缓和,不用担心被其他事务牵扯精力,可能够动员起来的财力和兵力却还是有限。
若是换成历史上困顿于闽西的红军,可能需要头疼一阵,但对于眼下正规兵力近万的红四军来说,已经算不得什么麻烦的事了。
这也确实是为难那位蒋委员长了,他虽然视剿赤为第一要务,可问题是眼下北伐留下的残局还未彻底扫荡干净,所谓果军只能算是偏安一隅的江浙军阀。
顶多占据一个大义,再加上财力雄厚,又掌握了最紧要的长江出海口,方才在全国范围内有那么点号召力或者说存在感。
所以也不要嫌弃常凯申小瞧了红军,实在是每次都怀着狮子搏兔的想法来剿匪,本以为可以万无一失,却总是功亏一篑。
当然了,对于红军一方而言,这次反会剿也不是完全没有吃亏,这次程刚过来,正巧就赶上了红四军的自我检讨会议。
“这次我们对敌军会剿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,认为敌军是三路围攻兵力众多,我们占据弱势,如果停留在闽西则无法打破敌人会剿。
与此同时,部分指挥员对游击战的认识不够深刻,主张打正规战,但在兵力劣势的情况下,又不希望与敌人硬拼,便觉得只有‘打出去’才有办法。
而决定出击闽中后,我们没有及时做出周密的军事计划,也不熟悉闽中的地形和人情,同时缺乏较为明确的进军方向和目的,从而耽误了部分战机,造成了一定损失。
如此种种,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军委对于革命战争的认识还不够深刻,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滋长,特别是单纯军事观点比较严重,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克服的问题。”
会议上,有别于某些同志洋洋自得,对于所谓自省颇不耐烦的态度,军长兼军委书记王凯,上来就给大家浇了一盆冷水。
严格来说,这次为了防备敌人进攻闽西,而采取的出击闽中的计划,其实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战果,至少牵制了敌人一部分的兵力。
但是最吃亏的地方还是在于红军对闽中的地理人情不够熟悉,同时党在当地也缺乏足够的组织,所以便导致了进去一抹黑的局面。
进入闽中后,红军每到一个地方,经常会出现一时之间找不到饭吃的情况,有时甚至得不到群众的一点帮助。
这主要在于闽中不少地区确属穷乡僻壤,当地百姓没有米吃,只有蕃薯等物充饥,可偏偏群众又不了解红军的作风,一律采取躲避的态度,硬是使得红军陷入了这般未曾想到的困境。
再加上闽中地势险恶,山高水深,沿途都是荒山峻岭,河水深及颈项,上山能把脚走痛了,过河能把小孩子淹死了。
还有那层出不穷的土匪,沿途就有不少土匪和炮楼,对方占据地势,客场作战攻打起来消耗不小,打不死你恶心死你,但群众又始终不能发动起来。
类似的情况在之前出击赣南的时候也有遇到过,当时同样做出了不少反省,但就效果而言,不少同志并没有彻底吃下这个教训。
另外不得不提的是,物资的丰富让曾经的很多麻烦都变得不再是问题,比如在七八月的闽中天气炎热,正是疾病流行的时期,但因为携带了充足的净水片和药物,从而大大减少了病患与伤亡。
这本来确属一件好事,可这背后却意味着后勤物资的大量消耗,待到作战后期,当携带的药物消耗殆尽时,又缺乏于闽西的交通线补给,陡增的患病率着实把不少指挥员吓了一跳。
宽裕的物资确实让指挥作战有了更多的冗余量,不必要求每个指挥员都一定得在钢丝上跳舞才可以获得胜利。
但如果没有明确的建军纲领,缺乏先进的指导思想,那么优渥的条件就会让指战员们丧失对危险的警惕,乃至出现缺了后勤就不知道怎么打仗的尴尬局面。
当然了,这时的红军还没有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,但种种迹象还是引发了李润石与王凯的注意,毕竟这里最为致命的是,他们的物资大多不是自造的,而完全依赖于程刚这一条渠道。
如果不抓紧时间将部队的风气调整过来,一旦其中出现什么差错,那么等到危机来临之际,很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。
在王凯发言之后,李润石也同样上去做了总结,作为根据地军政的最高领导,他肯定不会推卸任何责任,甚至还要主动把问题往身上揽。
有了两位首长的带头之后,后面的工作自然就好开展多了,虽然还是无法排除某些同志心中的不忿情绪——明明打了胜仗,却还要老子来做检讨。
但至少对于大部分有一定思想觉悟的同志来说,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成长机会,只有不断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,才能有更进一步的可能。
大浪淘沙,并不是每一个早早参加革命的人,就一定能成就一番伟业,除去必要的运气因素之外,还需要永不停歇地迈过一道道思想上的门槛。
但凡在某一道坎上停住脚步的人,运气好的便是被后来者替代,然后泯然众人,运气不好的,则会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被直接淘汰出局。
旁听完这一整场检讨会后,程刚不由地产生了这番感想,平心而论,他自己也有极多的毛病,有时可以依靠自觉慢慢克服,但有时还是因为本能的惰性而始终残留了下来。
只不过相比于其他同志,他获得了来自大家的更多的宽容与理解,所以才显得那么的游刃有余。
所以在会议的最后,这个刚刚回来的后勤主任,也激动地上台进行了一次自我反省,对身上始终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作了检讨,并恳请得到同志们的监督。
至此,这次会议算是圆满结束,之后,程刚又顺势给前委的同志通报了他带来的中央信件。
这封信主要由伍翔宇、李利叁、刘懿三人商议而成,期间程刚也充当了一部分参谋的角色。
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肯定了李润石关于“工农武装割据”的思想,并坚定地支持他关于红军行动策略和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主张。
如果说刚才的检讨会算是半场思想统一会议,那么当中央明确对李润石的绝对领导地位表示支持之后,一次彻底的整军会议,条件已经成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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