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十六章 势同水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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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闳的思想和作为,若窥端倪于他的人生履历,以下几点很可以说明问题:
第一,从七岁入读英国人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校,一直到二十六岁于耶鲁大学毕业,容闳从小到大,接受的教育是完整的“西学”,和“中学”基本不沾边儿。对“中学”,容闳既没有什么深入的理解,也就谈不上什么感情。
第二,容闳是虔诚的基督教徒。
第三,二十四岁那年,在耶鲁大学就读的容闳,加入了美籍。
关卓凡并不怀疑容闳对于祖国的忠诚和感情,不然也不会委以重任,倚为臂膀。但同时,他也承认,容闳这种身份和经历,使其很难对中国当时的合法政府,抱有真正的尊重。不然,容闳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――当他有意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时候,先去投靠的,是太平天国,而非朝廷。
当然,容闳的这个特点,对于关卓凡个人来说,在某种意义上,倒并不算是什么坏事。
可是,若容闳因此而支持“留美幼童”信奉洋教和轻废“中学”,却是不能接受的――原时空的朝廷,不论“保守派”还是“洋务派”,包括“留美幼童”最大的支柱李鸿章在内,都不能接受。
关卓凡更加不能接受。
关节点在“留美幼童”的年龄上――这是一把地道的双刃剑。
自小就接受西方近现代科学、文化的教育,小学、中学、大学“一条龙”读下来,较之成人后再“放洋”之半路出家,所学自然更加扎实、透彻。思路也更加灵活、开通,更少牵绊,用之于“新政”、“洋务”――中国的近现代化建设,自然更加之得心应手。
在当时中国民智未开、保守势力强大的背景下,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容闳等人。对“留美幼童”的苦心设计,是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的。
可是,事情还有另外一面:“留美幼童”年纪太小,心智尚远未成熟,极易受外界的影响,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。如何保证他们的族群、国家认同不动摇、不转移?如何保证成人肄业之后,回到中国的,不是一群“黄皮白心”?
必须承认,对于十来岁的小孩子来说,彼时美国的教育和生活。吸引力十倍于自己的祖国。更加有趣的学问,更加人性的教学,更加平等的人际关系,更加自由奔放的空气,没有一个正常的孩子,能够抵御住这些无所不在的诱惑。
你不能把他们装到套子里――事实上也不可能办得到,因为你是在人家的学校里上学、读书。何况,“增长见闻”――观察、了解、认识留学目的地。从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中汲取养分,本来就是设计“留美幼童”的初衷之一。
为此,刚开始的时候。留美幼童不是集中住宿的,而是分散到美国当地几十户不同的人家中。
这种做法,就算套以二十一世纪的标准,也是顶“时尚”、顶“先进”的。要知道“留美幼童”可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事儿呀。
既然不能把小孩子装到套子里,管理者能做的,就是守住底线了:
一。不入洋教。
二,“西学”、“中学”并重。在美国学校教育之外。从国内派出教员,常驻美国。对小留学生进行相当力度的“中学”教育,以此保证“留美幼童”不忘根本。
朝廷定规:“出洋后,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,课以孝经、小学、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,随资高下,循序渐进;每遇房、虚、昴、星等日,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,宣讲《圣谕广训》,示以尊君亲上之义,庶不至囿于异学。”
作为从二十一世纪穿越过来的人,关卓凡本人,对这些“中学”课程,并不感冒。可是,他承认,在当时的环境下,除此之外,并没有更好的方案,可以保证小留学生们心系祖国,不改族群和国家的认同。
当然,在本时空,事儿落到他的手上了,具体课程设置,自然要略作调整,譬如,那个《圣谕广训》,大约会拿下来,换上别的。
可是,大方向不会改变,即以“中学”教育,保证小留学生不变“颜色”。
遗憾的是,容闳就是要挑战这两条底线。
“驻洋肄业局”定规:“幼童以三个月一次来局学华文,每次十二人,十四日为满,逾期则此十二人复归,再换十二人来。以此轮流,周而复始。”
这个规定,初初的时候,是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执行的,效果也不错。但是,愈往后,愈是滞碍难行。
个中原因,一是因为留美幼童浸润“西学”日久,对“中学”兴趣日减,甚至到了“厌弃儒学”的程度;二,也是更重要的,作为“驻洋肄业局”主要管理者之一的容闳,不但不坚持既有原则和规定,反而顺风纵火,支持学生抵制“中学”。
对此,李鸿章深感忧虑,致信当时的驻美公使陈兰彬说:“学徒抛荒中学确属实情,由于莼甫意见偏执,不欲生徒多习中学,即夏令学馆放假后正可温习,莼甫独不谓然。”
莼甫,容闳的字。
就是说,不但三个月一次的“轮训”,容闳不支持,甚至学生放暑假了,利用假期补习中文,容闳也从中阻挠。
轻废“中学”之外,学生纷纷信奉洋教,参加礼拜,而容闳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,更是以“信仰自由”为天经地义――朝廷有什么干涉的权力?
“留美幼童”本人们,不论“中学”、“西学”孰轻孰重,还是允不允许“宗教信仰自由”,不消说,一边倒地站在容闳一边。
至于美国人,自然明里暗里,支持容闳――在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中,多发展几个亲美派,甚至“带路党”,有什么不好?
在这两个问题上,“驻洋肄业局”内部,彼此针对,势同水火,衍生出来的其余问题,譬如什么小留学生变服饰、和美国女孩谈恋爱,与这两个问题相比,都算小case了。
朝廷终于不能不出手干涉了:将容闳调任驻美副公使,不再兼管“驻洋肄业局”。
做驻美公使,自然是大大升官,但容闳并不领情,他说:
“若专就予一身而言,以区区留学生监督,一跃而为全权公使,是政府以国士遇我,受知遇而不感激,非人情。但以教育计划言,是予视为最大事业,亦报国之唯一政策。今发轫伊始,植基未固,一旦舍之他去,则继予后者,谁复能如予之热心,为学生谋幸福耶?况予与诸学生相处既久,感情之亲,不啻家人父子,予去,则此诸生且如孤儿失怙,是恶可者?……请政府收回成命,裨得仍为学生监督,以期始终其事。”
就是说,容闳视自己为“留美幼童”的唯一保护者,中国留美学生的“教育计划”,是容莼甫的禁脔,不容他人染指。
朝廷只好退了一步,在调任容闳至华盛顿出任驻美副公使的同时,“驻洋肄业局”方面,给予了他一个含糊的“相帮”的权力。
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。容闳利用这个名义,专门从华盛顿跑到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――“驻洋肄业局”所在地,继续指手画脚,一如其旧。可是,因为他毕竟已经不是“驻洋肄业局”的“总办”、“帮办”了,“驻洋肄业局”现管理层极为不满,积蓄已久的矛盾,终于彻底爆发,不可收拾了。
此时,整个“留美幼童”计划,已到了无法正常推进的地步,而朝廷明白,即便和容闳破脸,彻底免去他在“驻洋肄业局”内的任何职务和名义权力,也没有用――容闳对“留美幼童”们的影响以及在整个留学计划中的作用,是无可移替的。事实上,和美国政府、学校、当地各有力人士打交道,全部都是容闳的首尾。
如果容闳不愿意放手,你拿他一点法子也没有――他是美籍。
到了这个地步,除了自废武功,已经没有更好的路子可走了。
“留美幼童”虽半路夭折,但关卓凡认为,这个计划的初衷极好,纵有难度,经过适度调整,还是很值得在本时空再次实施的。
历史的教训必须记取,换了我,该怎么做呢?
*(未完待续)
ps:大约会有书友抱怨本章“水”――狮子承认,确实是枯燥了一点儿,抱歉。下一章开始,就会比较有趣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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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闳的思想和作为,若窥端倪于他的人生履历,以下几点很可以说明问题:
第一,从七岁入读英国人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校,一直到二十六岁于耶鲁大学毕业,容闳从小到大,接受的教育是完整的“西学”,和“中学”基本不沾边儿。对“中学”,容闳既没有什么深入的理解,也就谈不上什么感情。
第二,容闳是虔诚的基督教徒。
第三,二十四岁那年,在耶鲁大学就读的容闳,加入了美籍。
关卓凡并不怀疑容闳对于祖国的忠诚和感情,不然也不会委以重任,倚为臂膀。但同时,他也承认,容闳这种身份和经历,使其很难对中国当时的合法政府,抱有真正的尊重。不然,容闳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――当他有意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时候,先去投靠的,是太平天国,而非朝廷。
当然,容闳的这个特点,对于关卓凡个人来说,在某种意义上,倒并不算是什么坏事。
可是,若容闳因此而支持“留美幼童”信奉洋教和轻废“中学”,却是不能接受的――原时空的朝廷,不论“保守派”还是“洋务派”,包括“留美幼童”最大的支柱李鸿章在内,都不能接受。
关卓凡更加不能接受。
关节点在“留美幼童”的年龄上――这是一把地道的双刃剑。
自小就接受西方近现代科学、文化的教育,小学、中学、大学“一条龙”读下来,较之成人后再“放洋”之半路出家,所学自然更加扎实、透彻。思路也更加灵活、开通,更少牵绊,用之于“新政”、“洋务”――中国的近现代化建设,自然更加之得心应手。
在当时中国民智未开、保守势力强大的背景下,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容闳等人。对“留美幼童”的苦心设计,是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的。
可是,事情还有另外一面:“留美幼童”年纪太小,心智尚远未成熟,极易受外界的影响,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。如何保证他们的族群、国家认同不动摇、不转移?如何保证成人肄业之后,回到中国的,不是一群“黄皮白心”?
必须承认,对于十来岁的小孩子来说,彼时美国的教育和生活。吸引力十倍于自己的祖国。更加有趣的学问,更加人性的教学,更加平等的人际关系,更加自由奔放的空气,没有一个正常的孩子,能够抵御住这些无所不在的诱惑。
你不能把他们装到套子里――事实上也不可能办得到,因为你是在人家的学校里上学、读书。何况,“增长见闻”――观察、了解、认识留学目的地。从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中汲取养分,本来就是设计“留美幼童”的初衷之一。
为此,刚开始的时候。留美幼童不是集中住宿的,而是分散到美国当地几十户不同的人家中。
这种做法,就算套以二十一世纪的标准,也是顶“时尚”、顶“先进”的。要知道“留美幼童”可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事儿呀。
既然不能把小孩子装到套子里,管理者能做的,就是守住底线了:
一。不入洋教。
二,“西学”、“中学”并重。在美国学校教育之外。从国内派出教员,常驻美国。对小留学生进行相当力度的“中学”教育,以此保证“留美幼童”不忘根本。
朝廷定规:“出洋后,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,课以孝经、小学、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,随资高下,循序渐进;每遇房、虚、昴、星等日,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,宣讲《圣谕广训》,示以尊君亲上之义,庶不至囿于异学。”
作为从二十一世纪穿越过来的人,关卓凡本人,对这些“中学”课程,并不感冒。可是,他承认,在当时的环境下,除此之外,并没有更好的方案,可以保证小留学生们心系祖国,不改族群和国家的认同。
当然,在本时空,事儿落到他的手上了,具体课程设置,自然要略作调整,譬如,那个《圣谕广训》,大约会拿下来,换上别的。
可是,大方向不会改变,即以“中学”教育,保证小留学生不变“颜色”。
遗憾的是,容闳就是要挑战这两条底线。
“驻洋肄业局”定规:“幼童以三个月一次来局学华文,每次十二人,十四日为满,逾期则此十二人复归,再换十二人来。以此轮流,周而复始。”
这个规定,初初的时候,是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执行的,效果也不错。但是,愈往后,愈是滞碍难行。
个中原因,一是因为留美幼童浸润“西学”日久,对“中学”兴趣日减,甚至到了“厌弃儒学”的程度;二,也是更重要的,作为“驻洋肄业局”主要管理者之一的容闳,不但不坚持既有原则和规定,反而顺风纵火,支持学生抵制“中学”。
对此,李鸿章深感忧虑,致信当时的驻美公使陈兰彬说:“学徒抛荒中学确属实情,由于莼甫意见偏执,不欲生徒多习中学,即夏令学馆放假后正可温习,莼甫独不谓然。”
莼甫,容闳的字。
就是说,不但三个月一次的“轮训”,容闳不支持,甚至学生放暑假了,利用假期补习中文,容闳也从中阻挠。
轻废“中学”之外,学生纷纷信奉洋教,参加礼拜,而容闳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,更是以“信仰自由”为天经地义――朝廷有什么干涉的权力?
“留美幼童”本人们,不论“中学”、“西学”孰轻孰重,还是允不允许“宗教信仰自由”,不消说,一边倒地站在容闳一边。
至于美国人,自然明里暗里,支持容闳――在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中,多发展几个亲美派,甚至“带路党”,有什么不好?
在这两个问题上,“驻洋肄业局”内部,彼此针对,势同水火,衍生出来的其余问题,譬如什么小留学生变服饰、和美国女孩谈恋爱,与这两个问题相比,都算小case了。
朝廷终于不能不出手干涉了:将容闳调任驻美副公使,不再兼管“驻洋肄业局”。
做驻美公使,自然是大大升官,但容闳并不领情,他说:
“若专就予一身而言,以区区留学生监督,一跃而为全权公使,是政府以国士遇我,受知遇而不感激,非人情。但以教育计划言,是予视为最大事业,亦报国之唯一政策。今发轫伊始,植基未固,一旦舍之他去,则继予后者,谁复能如予之热心,为学生谋幸福耶?况予与诸学生相处既久,感情之亲,不啻家人父子,予去,则此诸生且如孤儿失怙,是恶可者?……请政府收回成命,裨得仍为学生监督,以期始终其事。”
就是说,容闳视自己为“留美幼童”的唯一保护者,中国留美学生的“教育计划”,是容莼甫的禁脔,不容他人染指。
朝廷只好退了一步,在调任容闳至华盛顿出任驻美副公使的同时,“驻洋肄业局”方面,给予了他一个含糊的“相帮”的权力。
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。容闳利用这个名义,专门从华盛顿跑到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――“驻洋肄业局”所在地,继续指手画脚,一如其旧。可是,因为他毕竟已经不是“驻洋肄业局”的“总办”、“帮办”了,“驻洋肄业局”现管理层极为不满,积蓄已久的矛盾,终于彻底爆发,不可收拾了。
此时,整个“留美幼童”计划,已到了无法正常推进的地步,而朝廷明白,即便和容闳破脸,彻底免去他在“驻洋肄业局”内的任何职务和名义权力,也没有用――容闳对“留美幼童”们的影响以及在整个留学计划中的作用,是无可移替的。事实上,和美国政府、学校、当地各有力人士打交道,全部都是容闳的首尾。
如果容闳不愿意放手,你拿他一点法子也没有――他是美籍。
到了这个地步,除了自废武功,已经没有更好的路子可走了。
“留美幼童”虽半路夭折,但关卓凡认为,这个计划的初衷极好,纵有难度,经过适度调整,还是很值得在本时空再次实施的。
历史的教训必须记取,换了我,该怎么做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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