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十九章 且看江海换新天
以最重要的长门、金牌炮台为例。
防守长门、金牌炮台及其周边地带的,是时任建宁镇总兵、膺“达春巴图鲁”封号的张得胜率领的“凯”字九营——彼时的中国军队,并没有任何“海岸炮兵”的概念,不论海岸、江岸,炮台的守军,都是百分百的陆军。
张得胜,广东翁源人,早年也是狠角色一枚,咸丰元年,即一八五一年,不过二十出头的张得胜,已由从崖州协镇擢升安徽记名陆路总兵官;咸丰八年,真除为湖北宜昌总兵官;咸丰九年,加提督衔。
乱世之中,武人的红顶子,自然是鲜血染就的,张得胜屡立战功,其最著名的事迹有两件:第一件,擒杀捻军首领张隆;第二件——也是更著名的,同多隆阿一起,率兵围攻庐州,迫使陈玉成出走寿州,直接导致了陈玉成的败亡。
然而,这些都是“当年勇”了,自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八四年,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六年,张得胜的官位,没有任何变化,还是一个“总兵官”,而且,还在一线带兵,青年时期的壮志豪情,早就消磨殆尽了。
张佩纶视察江口炮台之时,发现张得胜非但“吸烟渔色,壮志颓唐”,更对所部之操练不管不顾,其部将尽为闽浙总督何璟安插之人员,营官气焰嚣张,并不把总兵放在眼里,张得胜浑浑噩噩,实际上经已成了营官们的牵线木偶。
整个江口炮台,管理混乱,操练生疏,甚至有炮手错记操炮步骤的事情。
张佩纶勃然大怒,不过,张得胜毕竟资历深厚,张佩纶虽然气盛,却也不好直接动他的手,于是,拿两个营官作伐:当场摘去长门炮台守将康长庆的顶戴;稍后,又将另一守将袁鸣盛撤职。
再看重要性仅次于长门、金牌的闽安江峡。
闽安江峡的守将,为闽安协副将蔡康业,早在洪杨造乱之时,蔡某就已经是副将了,目下还是副将,始终未得升迁——这个情形,仿佛于张得胜,而闽安江峡的防务,很自然的,也仿佛于长门、金牌了。
张佩纶到营视察之时,发现“营伍不知振顿,空额甚多”,再次勃然大怒,而蔡康业不过一个副将,资历也远不如张得胜,张佩纶就不客气了,干脆利落的革了蔡康业的职。
张会办的动作,可谓雷厉风行,然而,虽对士气小所振作,但不解决根本问题。
张佩纶只能“除旧”,无法“布新”——他找不到接替康长庆、袁鸣盛、蔡康业之流的真正合适的人选;事实上,即便他找到了这样的人,留给后来者的时间,也太短了,想要在短短个把月之内,一洗十数年之积弊,实在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尤其是操作克虏伯大炮这种高技术的活计,非经年累月训练不能熟练,个把月的时间,管什么用呢?
在短时间内,更换老旧大炮,同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更何况,张佩纶并未发现诸炮台布置中最致命的射界死角的问题,也就未能就此作出任何的调整。
张佩纶确实是个“大言炎炎,小言詹詹”之人,战前的布置,不能切中肯綮;大战将临,应对之失措到了荒唐的地步,尤其不能原谅——他在收到法国人的开战照会之后,第一反应,居然不是赶紧通知船政舰队解缆应敌,而是派通法语的福州船政工程师魏瀚前往法舰队,以“中国不及备战”为由,要求延至次日开战。
因为闽浙总督何璟的颟顸,本就所剩无几的备战时间,就这样彻底的浪费光了。
张佩纶对于马江战役的惨败,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可是——
唉!他手中的牌,也实在是太烂了呀!
他甚至连封堵江口都做不了主。
张佩纶曾经上奏朝廷,要求封堵江口,以阻止更多的法国军舰进入马江,并为此做好了相关的准备——被法舰“雷诺堡号”、“梭尼号”发现的大批装石船,就是准备拿来干这个活儿的。
可是,法国军舰进不了马江,别的国家的船只,也一样进不了马江;同时,已经进入马江的船只,将困于马尾,无法出海,因此,当总理衙门将该计划照会英、美等国驻华公使时,受到了意料之中的反对。
美国公使杨约翰回曰:中国在中法尚未开战、法国未对马江封锁的情况下,自行封锁航道,“则与条约不合”;英国公使的口径,亦大约仿佛。
于是,此事便不了了之了。
当然,张佩纶上奏之时,中、法尚未开战;可是,“通航战”之时,已经做好准备的装石船,为什么还是没有沉石封江,就不好解释喽!
或许,彼时的张会办,满脑子想的,都是如何得体的“自劾”,以求减轻罪责,别的,统统顾不上了吧!
不过,无论如何,张佩纶总算“勇于任事”,换一个人“会办福建海疆事宜”,说不定就躲在闽浙总督、福建巡抚、船政大臣的后头“韬光养晦”,这样,就算打了败仗,责任也会轻得多,未必就发配戍边了。
需要强调的是,张佩纶的头衔,仅仅是“会办福建海疆事宜”,而时人和后人却常常把他误做“钦差”,事实上,“会办”和“钦差”的地位,相去不可以道里计。
不过,张佩纶在马尾的实际的地位,确实仿佛钦差,这是因为,他的名气太大,是彼时气焰正盛的清流的第一号健将,福建的地方官员,闽浙总督何璟、福建巡抚张兆栋、船政大臣何如璋以下,既慑于他的声望,又皆视其为“帘眷正隆”,虽无钦差之名,却必有“口衔天宪”之实,因此,在他面前,都自觉不自觉的矮了一截,以致张佩纶可以颐指气使,行“钦差”之实。
不过,张会办之得为张“钦差”,有一个前提条件,就是福建的督抚,皆为碌碌之辈,如果换一个强势的督抚,可就不容张佩纶以“钦差”自居了。
事实上,和张佩纶一同出京的,还另有两位清流健将,一个吴大徵,一个陈宝琛,任务亦同张佩纶的相仿:吴大徵“会办北洋事宜”,陈宝琛“会办南洋事宜”,就是说,吴给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李鸿章做“会办”,陈给两江总督、南洋大臣曾国荃做“会办”。
李鸿章、曾国荃可就不是何璟、张兆栋、何如璋之辈可比了,吴大徵在北洋、陈宝琛在南洋的处境,较之张佩纶在福建,天渊有别。
李鸿章还肯敷衍人,吴大徵的日子,略好过些;曾国荃对陈宝琛,可就不假辞色了。
陈会办在南洋根本说不上话,闽江军情紧急,张佩纶急电南洋,请求派舰船支援,同为清流,对于张佩纶的请援,陈宝琛当然大力支持,可是,曾国荃一口回绝,说什么“我南洋并无从井救人的道理”,陈宝琛急得跳脚,然而,却拿曾国荃一点法子也没有。
最后,狮子再啰嗦一句:
覆没在马尾的,是船政水师,不是南洋水师,这一点,后世的许多人都搞混了。
南洋水师归南洋大臣管理,泊地为上海;船政水师归船政大臣管理,泊地为马尾,二者并无直接关联。
中法战争,南洋水师也有一定表现,那是马江一役之后,中方以北洋、南洋各派军舰,组成一支“南北洋联合舰队”,一为向法国报复,二为支援台湾,其中,北洋二舰,南洋五舰。
遗憾的是,两个战略目的,都未达成。
“联合舰队”成军不久,朝鲜“有事”,“联合舰队”中的北洋二舰,立即掉头北上;剩下南洋五舰,势单力薄,不但不敢主动向强大的法国舰队挑战,反而被法国舰队追的上气不接下气。
其中,“澄庆”、“驭远”二舰被击沉于石浦港;“开济”、“南琛”、“南瑞”三舰,遁入镇海港,乃有其后的镇海防御战。
水师在战争中的拙劣表现,大大刺痛了当政者,乃有战后的“大治水师”。
好了,该啰嗦的、不该啰嗦的,都啰嗦完了,现在,让我们来看一看,关卓凡如何“以史为鉴”,在本时空规划、布置真正可以称之为“固若金汤”、“龙潭虎穴”的“闽江防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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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守长门、金牌炮台及其周边地带的,是时任建宁镇总兵、膺“达春巴图鲁”封号的张得胜率领的“凯”字九营——彼时的中国军队,并没有任何“海岸炮兵”的概念,不论海岸、江岸,炮台的守军,都是百分百的陆军。
张得胜,广东翁源人,早年也是狠角色一枚,咸丰元年,即一八五一年,不过二十出头的张得胜,已由从崖州协镇擢升安徽记名陆路总兵官;咸丰八年,真除为湖北宜昌总兵官;咸丰九年,加提督衔。
乱世之中,武人的红顶子,自然是鲜血染就的,张得胜屡立战功,其最著名的事迹有两件:第一件,擒杀捻军首领张隆;第二件——也是更著名的,同多隆阿一起,率兵围攻庐州,迫使陈玉成出走寿州,直接导致了陈玉成的败亡。
然而,这些都是“当年勇”了,自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八四年,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六年,张得胜的官位,没有任何变化,还是一个“总兵官”,而且,还在一线带兵,青年时期的壮志豪情,早就消磨殆尽了。
张佩纶视察江口炮台之时,发现张得胜非但“吸烟渔色,壮志颓唐”,更对所部之操练不管不顾,其部将尽为闽浙总督何璟安插之人员,营官气焰嚣张,并不把总兵放在眼里,张得胜浑浑噩噩,实际上经已成了营官们的牵线木偶。
整个江口炮台,管理混乱,操练生疏,甚至有炮手错记操炮步骤的事情。
张佩纶勃然大怒,不过,张得胜毕竟资历深厚,张佩纶虽然气盛,却也不好直接动他的手,于是,拿两个营官作伐:当场摘去长门炮台守将康长庆的顶戴;稍后,又将另一守将袁鸣盛撤职。
再看重要性仅次于长门、金牌的闽安江峡。
闽安江峡的守将,为闽安协副将蔡康业,早在洪杨造乱之时,蔡某就已经是副将了,目下还是副将,始终未得升迁——这个情形,仿佛于张得胜,而闽安江峡的防务,很自然的,也仿佛于长门、金牌了。
张佩纶到营视察之时,发现“营伍不知振顿,空额甚多”,再次勃然大怒,而蔡康业不过一个副将,资历也远不如张得胜,张佩纶就不客气了,干脆利落的革了蔡康业的职。
张会办的动作,可谓雷厉风行,然而,虽对士气小所振作,但不解决根本问题。
张佩纶只能“除旧”,无法“布新”——他找不到接替康长庆、袁鸣盛、蔡康业之流的真正合适的人选;事实上,即便他找到了这样的人,留给后来者的时间,也太短了,想要在短短个把月之内,一洗十数年之积弊,实在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尤其是操作克虏伯大炮这种高技术的活计,非经年累月训练不能熟练,个把月的时间,管什么用呢?
在短时间内,更换老旧大炮,同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更何况,张佩纶并未发现诸炮台布置中最致命的射界死角的问题,也就未能就此作出任何的调整。
张佩纶确实是个“大言炎炎,小言詹詹”之人,战前的布置,不能切中肯綮;大战将临,应对之失措到了荒唐的地步,尤其不能原谅——他在收到法国人的开战照会之后,第一反应,居然不是赶紧通知船政舰队解缆应敌,而是派通法语的福州船政工程师魏瀚前往法舰队,以“中国不及备战”为由,要求延至次日开战。
因为闽浙总督何璟的颟顸,本就所剩无几的备战时间,就这样彻底的浪费光了。
张佩纶对于马江战役的惨败,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可是——
唉!他手中的牌,也实在是太烂了呀!
他甚至连封堵江口都做不了主。
张佩纶曾经上奏朝廷,要求封堵江口,以阻止更多的法国军舰进入马江,并为此做好了相关的准备——被法舰“雷诺堡号”、“梭尼号”发现的大批装石船,就是准备拿来干这个活儿的。
可是,法国军舰进不了马江,别的国家的船只,也一样进不了马江;同时,已经进入马江的船只,将困于马尾,无法出海,因此,当总理衙门将该计划照会英、美等国驻华公使时,受到了意料之中的反对。
美国公使杨约翰回曰:中国在中法尚未开战、法国未对马江封锁的情况下,自行封锁航道,“则与条约不合”;英国公使的口径,亦大约仿佛。
于是,此事便不了了之了。
当然,张佩纶上奏之时,中、法尚未开战;可是,“通航战”之时,已经做好准备的装石船,为什么还是没有沉石封江,就不好解释喽!
或许,彼时的张会办,满脑子想的,都是如何得体的“自劾”,以求减轻罪责,别的,统统顾不上了吧!
不过,无论如何,张佩纶总算“勇于任事”,换一个人“会办福建海疆事宜”,说不定就躲在闽浙总督、福建巡抚、船政大臣的后头“韬光养晦”,这样,就算打了败仗,责任也会轻得多,未必就发配戍边了。
需要强调的是,张佩纶的头衔,仅仅是“会办福建海疆事宜”,而时人和后人却常常把他误做“钦差”,事实上,“会办”和“钦差”的地位,相去不可以道里计。
不过,张佩纶在马尾的实际的地位,确实仿佛钦差,这是因为,他的名气太大,是彼时气焰正盛的清流的第一号健将,福建的地方官员,闽浙总督何璟、福建巡抚张兆栋、船政大臣何如璋以下,既慑于他的声望,又皆视其为“帘眷正隆”,虽无钦差之名,却必有“口衔天宪”之实,因此,在他面前,都自觉不自觉的矮了一截,以致张佩纶可以颐指气使,行“钦差”之实。
不过,张会办之得为张“钦差”,有一个前提条件,就是福建的督抚,皆为碌碌之辈,如果换一个强势的督抚,可就不容张佩纶以“钦差”自居了。
事实上,和张佩纶一同出京的,还另有两位清流健将,一个吴大徵,一个陈宝琛,任务亦同张佩纶的相仿:吴大徵“会办北洋事宜”,陈宝琛“会办南洋事宜”,就是说,吴给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李鸿章做“会办”,陈给两江总督、南洋大臣曾国荃做“会办”。
李鸿章、曾国荃可就不是何璟、张兆栋、何如璋之辈可比了,吴大徵在北洋、陈宝琛在南洋的处境,较之张佩纶在福建,天渊有别。
李鸿章还肯敷衍人,吴大徵的日子,略好过些;曾国荃对陈宝琛,可就不假辞色了。
陈会办在南洋根本说不上话,闽江军情紧急,张佩纶急电南洋,请求派舰船支援,同为清流,对于张佩纶的请援,陈宝琛当然大力支持,可是,曾国荃一口回绝,说什么“我南洋并无从井救人的道理”,陈宝琛急得跳脚,然而,却拿曾国荃一点法子也没有。
最后,狮子再啰嗦一句:
覆没在马尾的,是船政水师,不是南洋水师,这一点,后世的许多人都搞混了。
南洋水师归南洋大臣管理,泊地为上海;船政水师归船政大臣管理,泊地为马尾,二者并无直接关联。
中法战争,南洋水师也有一定表现,那是马江一役之后,中方以北洋、南洋各派军舰,组成一支“南北洋联合舰队”,一为向法国报复,二为支援台湾,其中,北洋二舰,南洋五舰。
遗憾的是,两个战略目的,都未达成。
“联合舰队”成军不久,朝鲜“有事”,“联合舰队”中的北洋二舰,立即掉头北上;剩下南洋五舰,势单力薄,不但不敢主动向强大的法国舰队挑战,反而被法国舰队追的上气不接下气。
其中,“澄庆”、“驭远”二舰被击沉于石浦港;“开济”、“南琛”、“南瑞”三舰,遁入镇海港,乃有其后的镇海防御战。
水师在战争中的拙劣表现,大大刺痛了当政者,乃有战后的“大治水师”。
好了,该啰嗦的、不该啰嗦的,都啰嗦完了,现在,让我们来看一看,关卓凡如何“以史为鉴”,在本时空规划、布置真正可以称之为“固若金汤”、“龙潭虎穴”的“闽江防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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