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章 百邪全避
关卓凡真正是感慨了!
参加过轩军阅兵——为腓特烈王储伉俪举办的那次阅兵——的王公重臣,不仅仅曾国藩,还有钟王、文祥、钱鼎铭,钟王不必说了,钱鼎铭是关卓凡的私人,也不必说了,说说文祥吧!
文祥之所见所闻,与曾国藩无二,但在关卓凡向包括他在内的大军机们详细譬解何以放弃沱灢、升龙之前,他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是在“诱敌深入”;而在关卓凡譬解之后,几位大军机——包括文祥在内——虽然都表示理解,可是,并没有一个人如曾国藩般,表现出对“诱敌深入”的策略的成功以及对整个战事的完胜抱有坚定的信心。
关卓凡能够感觉到,政府中枢——其中包括他的最坚定的支持者——也多多少少感染了弥漫朝野的悲观情绪。
“最坚定的支持者”,同“最坚定的信心”,并不能划等号。
这就是前文说的——“甚至在军机处内部,关卓凡都能感觉到某种尽力掩抑的疑惑”。
曹毓瑛、许庚身、郭嵩焘有“疑惑”,还是能够理解的。
曹毓瑛虽是兵部尚书,许庚身虽以“知兵”著名,但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文臣,没有任何行伍经验,这方面,曹、许两位,其实还不如郭嵩焘——郭也是地地道道的文臣,不过,好歹在曾国藩的幕中干过一阵子,勉强算是“曾历戎行”。
最关键的是,因为前文述及的“潜规则”,曹、许、郭虽同为关卓凡的“最坚定的支持者”,但他们同轩军直接打交道的机会,是很有限的;这方面,曹、许尤其之少,郭嵩焘稍多一些,不过,也只关后勤、资金,不涉军事,因此,他们三人,对于轩军的战力,其实是缺乏感性认识的。
这个“感性认识”,几个大军机中,惟文祥才有——除了实战,大规模的阅兵、演习,是对一支军队的战力最全面、最直接的检验了。
另外,文祥不是单纯的文臣,他不但正经练过兵,还正经带过兵、打过仗——神机营为文祥手创,并在其率领下,出关清剿马贼。
当然,清剿马贼和敉平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,不可同日而语。
或许,这就是文、曾之差距所在?
或许,不好说“差距”——
说“差异”,或许,更加准确些?
那么,文、曾之“差异”,又何在呢?
另外,说归说,曾国藩对于轩军战力的信心,是否真的到了这个份儿上——几乎是“毫无保留”了;对于法国,是否又真的会出之以轻蔑,关卓凡还是“有所保留”的。
毕竟,仅仅只看了一次阅兵;毕竟,法国是世界公认的第二强国。
毕竟,不论为人处事,还是领兵作战,“谨慎”,都是曾国藩的最大的特点。
事实上,关卓凡认为,赵烈文如是说——曾国藩如是说,多多少少,也算是一种“修辞手法”——就像曾国藩亲笔信中的“扼腕”、“抵掌”、“击案”、“无以自已”什么的。
或许,曾国藩对轩军的信心,其实未足十分,但是,八、九分的信心,却一定要将之说成十分甚至十二分。
这当然不是为了拍关卓凡的马屁——前头说了,“阿谀取容”“闻风希旨”什么的,同曾涤生是扯不上干系的。
“修辞手法”的目的非常明白:在朝野上下悲观情绪占据上风的情形下,破除愁云惨雾,为关卓凡鼓劲、打气。
真正是——
可感,可感!
还有,曾国藩清清楚楚的点出了“北宁”、“山西”这两个首当法军之必冲的战略要地——
越南的地理和战局,可不是哪个都搞的明白的,言路上,许多人慷慨激昂,但对越南的实际情形,却是一头雾水,说的话,上的折子,虚头巴脑,不着边际。
曾国藩一语即切中肯綮,说明:他虽然“不在其位”,却“谋其政”,私下底,必扎扎实实的做了许多的关于越南的功课;而其眼光之锐利,判断之精准,更远非一般翰詹科道之可及。
他对关卓凡的关切、支持、鼓励,不是玩儿虚的,是实实在在的。
“来,惠甫!”关卓凡一只手举起酒杯,直直的伸了出来,“咱们再浮一白!”
这是要“碰杯”的意思。
愈发像“酒友”了!
赵烈文受宠若惊,双手捧杯,小心翼翼的递了过去。
关卓凡拿自己的酒杯往赵烈文的酒杯上轻轻一碰,一仰头,干了;然后,向赵烈文亮了一个“照杯”,哈哈一笑。
赵烈文一气而尽之后,也向关卓凡亮了一个“照杯”。
“席上”的气氛,愈发不同了!
“惠甫,请继续吧!”
“是!”
顿一顿,赵烈文说道,“至于‘内外宵小’,譬如,日本——”
再一顿,“中堂说,日本的事情,他是不懂的,本无置喙的资格,只是他以为,只要咱们打败了法国人,余者,不论内外,百邪全避!”
话说的比较含蓄,不过,言下之意,关卓凡当然是听懂了的。
曾国藩是劝关卓凡抓住“主要矛盾”,不要在日本的事情上“旁骛”,日本要乱,宁肯先由他乱去,待打赢了法国人,再掉过头去收拾日本,不要在目下的关键时候分心,更不可两线作战。
也就是说,曾国藩对关卓凡的联英“抗日”,多多少少,是持“保留意见”的。
避免两线作战,当然是正确的,不过,日本的事情,曾国藩确实“不懂”。
事实上,除了关卓凡,整个中国,乃至整个世界,就没有一个真正“懂”日本的人——包括日本人自己。
而关卓凡的“懂”,不是因为聪明睿智,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穿越者。
曾国藩一定以为,关卓凡放不开日本,是因为他自个儿在日本的坛坛罐罐太多了,难以割舍,但事实上,这不是关卓凡不能任由日本生乱的主要原因。
主要原因是——幕府一旦倒台,萨摩取而代之,日本极可能上演原时空故事,在极短的时间之内,国家统一,脱胎换骨,到时候,这个日本,便不复可制了!
就算“可制”,也不晓得要花多大的气力?
那份气力,“事倍功半”是不足以形容的,反正,一定远远超过打赢法国人花的气力!
因此,无论如何,不能叫日本真的乱起来!
这其中曲折详细,关卓凡无法对赵烈文和曾国藩明言,就说了,他们也不能真正明白、真正相信,他们的印象和理解中,打日本,就是“二次长州征伐”——轩军不过使了五、六成的气力,日本就平服了嘛。
所以,先敷衍着吧。
于是,关卓凡郑重的点了点头,“涤翁‘百邪全避’四字,可谓‘题眼’——我受教了!”
“日本算‘外’,”赵烈文说道,“至于‘内’——”
顿一顿,笑了一笑,“中堂收到过一封很有趣的信件,他说,奇文共欣赏,不敢独专,要请王爷过目。”
说罢,又从护书中取出一封信来,站起身,恭恭敬敬的递了过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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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过轩军阅兵——为腓特烈王储伉俪举办的那次阅兵——的王公重臣,不仅仅曾国藩,还有钟王、文祥、钱鼎铭,钟王不必说了,钱鼎铭是关卓凡的私人,也不必说了,说说文祥吧!
文祥之所见所闻,与曾国藩无二,但在关卓凡向包括他在内的大军机们详细譬解何以放弃沱灢、升龙之前,他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是在“诱敌深入”;而在关卓凡譬解之后,几位大军机——包括文祥在内——虽然都表示理解,可是,并没有一个人如曾国藩般,表现出对“诱敌深入”的策略的成功以及对整个战事的完胜抱有坚定的信心。
关卓凡能够感觉到,政府中枢——其中包括他的最坚定的支持者——也多多少少感染了弥漫朝野的悲观情绪。
“最坚定的支持者”,同“最坚定的信心”,并不能划等号。
这就是前文说的——“甚至在军机处内部,关卓凡都能感觉到某种尽力掩抑的疑惑”。
曹毓瑛、许庚身、郭嵩焘有“疑惑”,还是能够理解的。
曹毓瑛虽是兵部尚书,许庚身虽以“知兵”著名,但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文臣,没有任何行伍经验,这方面,曹、许两位,其实还不如郭嵩焘——郭也是地地道道的文臣,不过,好歹在曾国藩的幕中干过一阵子,勉强算是“曾历戎行”。
最关键的是,因为前文述及的“潜规则”,曹、许、郭虽同为关卓凡的“最坚定的支持者”,但他们同轩军直接打交道的机会,是很有限的;这方面,曹、许尤其之少,郭嵩焘稍多一些,不过,也只关后勤、资金,不涉军事,因此,他们三人,对于轩军的战力,其实是缺乏感性认识的。
这个“感性认识”,几个大军机中,惟文祥才有——除了实战,大规模的阅兵、演习,是对一支军队的战力最全面、最直接的检验了。
另外,文祥不是单纯的文臣,他不但正经练过兵,还正经带过兵、打过仗——神机营为文祥手创,并在其率领下,出关清剿马贼。
当然,清剿马贼和敉平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,不可同日而语。
或许,这就是文、曾之差距所在?
或许,不好说“差距”——
说“差异”,或许,更加准确些?
那么,文、曾之“差异”,又何在呢?
另外,说归说,曾国藩对于轩军战力的信心,是否真的到了这个份儿上——几乎是“毫无保留”了;对于法国,是否又真的会出之以轻蔑,关卓凡还是“有所保留”的。
毕竟,仅仅只看了一次阅兵;毕竟,法国是世界公认的第二强国。
毕竟,不论为人处事,还是领兵作战,“谨慎”,都是曾国藩的最大的特点。
事实上,关卓凡认为,赵烈文如是说——曾国藩如是说,多多少少,也算是一种“修辞手法”——就像曾国藩亲笔信中的“扼腕”、“抵掌”、“击案”、“无以自已”什么的。
或许,曾国藩对轩军的信心,其实未足十分,但是,八、九分的信心,却一定要将之说成十分甚至十二分。
这当然不是为了拍关卓凡的马屁——前头说了,“阿谀取容”“闻风希旨”什么的,同曾涤生是扯不上干系的。
“修辞手法”的目的非常明白:在朝野上下悲观情绪占据上风的情形下,破除愁云惨雾,为关卓凡鼓劲、打气。
真正是——
可感,可感!
还有,曾国藩清清楚楚的点出了“北宁”、“山西”这两个首当法军之必冲的战略要地——
越南的地理和战局,可不是哪个都搞的明白的,言路上,许多人慷慨激昂,但对越南的实际情形,却是一头雾水,说的话,上的折子,虚头巴脑,不着边际。
曾国藩一语即切中肯綮,说明:他虽然“不在其位”,却“谋其政”,私下底,必扎扎实实的做了许多的关于越南的功课;而其眼光之锐利,判断之精准,更远非一般翰詹科道之可及。
他对关卓凡的关切、支持、鼓励,不是玩儿虚的,是实实在在的。
“来,惠甫!”关卓凡一只手举起酒杯,直直的伸了出来,“咱们再浮一白!”
这是要“碰杯”的意思。
愈发像“酒友”了!
赵烈文受宠若惊,双手捧杯,小心翼翼的递了过去。
关卓凡拿自己的酒杯往赵烈文的酒杯上轻轻一碰,一仰头,干了;然后,向赵烈文亮了一个“照杯”,哈哈一笑。
赵烈文一气而尽之后,也向关卓凡亮了一个“照杯”。
“席上”的气氛,愈发不同了!
“惠甫,请继续吧!”
“是!”
顿一顿,赵烈文说道,“至于‘内外宵小’,譬如,日本——”
再一顿,“中堂说,日本的事情,他是不懂的,本无置喙的资格,只是他以为,只要咱们打败了法国人,余者,不论内外,百邪全避!”
话说的比较含蓄,不过,言下之意,关卓凡当然是听懂了的。
曾国藩是劝关卓凡抓住“主要矛盾”,不要在日本的事情上“旁骛”,日本要乱,宁肯先由他乱去,待打赢了法国人,再掉过头去收拾日本,不要在目下的关键时候分心,更不可两线作战。
也就是说,曾国藩对关卓凡的联英“抗日”,多多少少,是持“保留意见”的。
避免两线作战,当然是正确的,不过,日本的事情,曾国藩确实“不懂”。
事实上,除了关卓凡,整个中国,乃至整个世界,就没有一个真正“懂”日本的人——包括日本人自己。
而关卓凡的“懂”,不是因为聪明睿智,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穿越者。
曾国藩一定以为,关卓凡放不开日本,是因为他自个儿在日本的坛坛罐罐太多了,难以割舍,但事实上,这不是关卓凡不能任由日本生乱的主要原因。
主要原因是——幕府一旦倒台,萨摩取而代之,日本极可能上演原时空故事,在极短的时间之内,国家统一,脱胎换骨,到时候,这个日本,便不复可制了!
就算“可制”,也不晓得要花多大的气力?
那份气力,“事倍功半”是不足以形容的,反正,一定远远超过打赢法国人花的气力!
因此,无论如何,不能叫日本真的乱起来!
这其中曲折详细,关卓凡无法对赵烈文和曾国藩明言,就说了,他们也不能真正明白、真正相信,他们的印象和理解中,打日本,就是“二次长州征伐”——轩军不过使了五、六成的气力,日本就平服了嘛。
所以,先敷衍着吧。
于是,关卓凡郑重的点了点头,“涤翁‘百邪全避’四字,可谓‘题眼’——我受教了!”
“日本算‘外’,”赵烈文说道,“至于‘内’——”
顿一顿,笑了一笑,“中堂收到过一封很有趣的信件,他说,奇文共欣赏,不敢独专,要请王爷过目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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