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八三章 生死较量
“刺马案”最吊诡的,还不是案件本身,而是案件的查办。2
凶犯张文祥,就擒之后,由始至终,未曾动刑――这是极其不正常的。
摆到台面上的理由,是此等穷凶极恶之徒,既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,犯此十恶不赦之案,自然是早就抱了必死之念,打轻了,毫无用处;打重了,只怕瘐毙狱中――他是第一号的钦命重犯,如是,上上下下,方方面面,可怎么交代的过去?嘿嘿,老兄也是晓得的,不晓得有多少人巴望着封了他的口呢!
主持审讯的漕运总督张之万、江宁将军魁玉,都是这样一个主张。
会审的署理藩司孙衣言、营务处总办袁保庆,大不以为然,据理力争:既然“打轻了,毫无用处”,那么,不打,就更加没有用处了!凶犯狡悍,不用大刑,单靠软磨,怎么可能吐一字之实?
咳咳,凶犯愍不畏死,就算施以大刑,也未必管用啊……
不然!凶犯抱了必死之念是一定的,可是,枭,一眨眼的事情;凌迟虽苦,也不过一会儿的功夫,熬一熬就过去了。大刑不同!反复勘磨,凶犯再怎么狡悍,也不免有崩溃的一天!一副夹棍,三根横木,看似平平无奇,可是,多少英雄好汉,刑场之上,白刃加颈,意气自如,三木之下,却问什么,说什么!
咳咳,还是要慎重行事,熬刑不过,胡乱攀咬,如之奈何?
……
张之万和魁玉,反对动刑,除了担心自己成为马新贻第二之外,较之孙衣言、袁保庆,毕竟“站得高、看得远”――真把幕后主使问了出来,可拿他怎么办啊?真到了那个时候,才叫“如之奈何”呢!
就这样一直扯皮扯到了“中央来人”――刑部尚书郑敦谨,以及最最重要的那一位:回任两江的曾涤生。
另外,不晓得算不算巧合:郑敦谨是湘乡人――不但是湖南人,还是曾国藩的同乡。
“刺马案”一出来,慈禧和恭王,就晓得必须叫曾国藩回任两江了――除了他,谁也摆不平两江目下的局面。
曾国藩的回任两江,是一个明确的信号:朝廷向湘系屈服了。
从此之后,直至清帝逊位,两江再也没有脱离过湘系的掌控。
曾国藩既回任两江,并主持“刺马案”的审理,则凶犯的没有幕后主使,便无悬念了――最后,曾国藩、郑敦谨联名出奏,说什么马新贻严办海盗,张文祥和海盗素有勾连,有激使然,乃行刺马新贻泄愤,云云。
最重要的一句,“实无主使别情。”
张文祥“比照谋反叛逆,凌迟处死,并摘心致祭”,算是对马新贻多少有了个交代。
对于这份结案的奏折,孙衣言、袁保庆愤然作色,坚决拒绝署名。
“刺马案”的另一位主审人郑敦谨,则做了件有清两百年来他这个级别的官员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:结案的奏折一经拜,立即告病挂冠,且既不等朝廷允准,也不回京复命,直接就从江宁回了湖南湘乡老家。
可以想见,郑敦谨虽然是湖南人,但被迫做违心之语,内疚神明,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。
刺马一案,上上下下,曲意弥缝,证明了一件事情:凶犯的背后主使,一定是朝廷不能、不敢加以重罪的人物――除了其人本身不能入以重罪之外,他所代表的势力,更是朝廷不能、不敢与之翻脸的。
如此一来,谁是这个幕后主使,便呼之欲出了。
关卓凡以为,嫌疑最大的,有两个,一个是曾国荃,一个是黄翼升。
湘系中,曾国荃的地位,自然高于黄翼升,不过,曾老九多少还是有一定的“政治觉悟”的,他若真要做这样的事情,不会不和他老哥商量,而他老哥一定不会同意,如此一来,所谋就多半不能成事。
所以,扒拉来,扒拉去,黄翼升的嫌疑最大。
如果赵景贤赴江宁本任之后,对湘军的散兵游勇,如马新贻之“抓住了,该枷的枷,该杖的杖,该明正典刑的,明正典型”,那么,就无法排除蹈马新贻的覆辙的可能性,而且,这个可能性,还是很大的。
前头已经说了,江宁的情形,本时空的洪绪元年,较之原时空的同治八年,并无实质性的不同。
不同的是双方掌握的武力的对比。
湘军屡加裁撤,台面上的武力,较之轩军,已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了。
但是,绝对的武力不代表绝对的安全。
马新贻是怎么死的?他在江宁练了几营新兵,那一天,例行校阅之后,步行回署――校场就是署西的箭道,同总督署几乎就是一门之隔。就在马新贻即将进入署西门之时,张文祥突然闪出,一刀刺进了马的胸膛。
一边是校场,一边是总督署,身旁还有督标中军副将、传令官、戈什哈等一众武装随从,关防还能再严密些吗?兀自挡不住有心人的博浪一击!
张文祥其人,仔细想一想,真正是个叫人毛骨悚然的人物。
身手的迅捷凌厉,尚在其次,关键是这份视死如归,思之令人惊心!
这个“死”,不是“引颈一快”那么简单,如果上了刑场,其所被者,是千刀万剐,是最痛苦的一种死法――这一层,张文祥受命之初,必是明了的了。
而且,这个案子,凶犯一定要有切实的口供,一定要明正典刑,才算了结,才算有以塞天下悠悠之口,所以,张文祥被捕之后,不能自杀,不能瘐毙――张之万、魁玉的担忧,根本就是多虑,因为凶犯的幕后主使,根本就不要“杀人灭口”――张文祥必须上刑场,熬那痛苦无比的“鱼鳞剐”,这一层,受命之初,他应该也是明了的。
还有,虽然事实上未对张文祥动刑,但可以想见,事前,张文祥本人也好,其幕后主使也好,都有足够把握,张文祥能够熬得住大刑的勘磨。
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人,成其事,赴其死,其幕后主使的能量,岂不令人心惊?
关卓凡自己,都不禁要掂量掂量:如果要做同样的一件事,我能不能找得到同样的一个人?
必须承认一个事实:湘军虽已裁撤,但至少在江宁一带,湘系的势力,依旧深厚无比。
不过,认真说起来,目下的湘系,真正可以呼风唤雨、如心使臂的地盘,也只剩下江宁这一块了。
若以长江为界,江苏大致可以分为江南、江北,或者苏南、苏北;以此为基础,江苏的局面,原本是一分为二的:
苏南的大半――镇江、常州、苏州、太仓、松江,归江苏巡抚管辖,是轩系的势力范围;苏北――徐州、海州、淮安、扬州、通州,以及苏南的江宁,归两江总督直辖,是湘系的势力范围。
伊克桑杀李世忠,既揭开了两淮盐务整顿的序幕,同时,也从安徽入手,不显山、不露水的开始了对湘系外缘势力的剪除;之后,赵景贤带轩军入驻扬州,两淮盐务整顿,正式大举展开。
赵景贤在关卓凡的支持下,大刀阔斧,雷厉风行,两年下来,除了盐务整顿本身卓有成效之外,朝廷――或者说轩系,也借盐务整顿,事实上从湘系手中收回了扬州以北的“失地”。
随着地盘的不断缩小,湘系――尤其是曾国藩的嫡系,其实已经对朝廷、轩系以及关卓凡、赵景贤本人,累积了相当多的不满,只是因为关卓凡手段高明,软硬兼施,“曾系”才一直下不定翻脸的决心。
(三七中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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凶犯张文祥,就擒之后,由始至终,未曾动刑――这是极其不正常的。
摆到台面上的理由,是此等穷凶极恶之徒,既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,犯此十恶不赦之案,自然是早就抱了必死之念,打轻了,毫无用处;打重了,只怕瘐毙狱中――他是第一号的钦命重犯,如是,上上下下,方方面面,可怎么交代的过去?嘿嘿,老兄也是晓得的,不晓得有多少人巴望着封了他的口呢!
主持审讯的漕运总督张之万、江宁将军魁玉,都是这样一个主张。
会审的署理藩司孙衣言、营务处总办袁保庆,大不以为然,据理力争:既然“打轻了,毫无用处”,那么,不打,就更加没有用处了!凶犯狡悍,不用大刑,单靠软磨,怎么可能吐一字之实?
咳咳,凶犯愍不畏死,就算施以大刑,也未必管用啊……
不然!凶犯抱了必死之念是一定的,可是,枭,一眨眼的事情;凌迟虽苦,也不过一会儿的功夫,熬一熬就过去了。大刑不同!反复勘磨,凶犯再怎么狡悍,也不免有崩溃的一天!一副夹棍,三根横木,看似平平无奇,可是,多少英雄好汉,刑场之上,白刃加颈,意气自如,三木之下,却问什么,说什么!
咳咳,还是要慎重行事,熬刑不过,胡乱攀咬,如之奈何?
……
张之万和魁玉,反对动刑,除了担心自己成为马新贻第二之外,较之孙衣言、袁保庆,毕竟“站得高、看得远”――真把幕后主使问了出来,可拿他怎么办啊?真到了那个时候,才叫“如之奈何”呢!
就这样一直扯皮扯到了“中央来人”――刑部尚书郑敦谨,以及最最重要的那一位:回任两江的曾涤生。
另外,不晓得算不算巧合:郑敦谨是湘乡人――不但是湖南人,还是曾国藩的同乡。
“刺马案”一出来,慈禧和恭王,就晓得必须叫曾国藩回任两江了――除了他,谁也摆不平两江目下的局面。
曾国藩的回任两江,是一个明确的信号:朝廷向湘系屈服了。
从此之后,直至清帝逊位,两江再也没有脱离过湘系的掌控。
曾国藩既回任两江,并主持“刺马案”的审理,则凶犯的没有幕后主使,便无悬念了――最后,曾国藩、郑敦谨联名出奏,说什么马新贻严办海盗,张文祥和海盗素有勾连,有激使然,乃行刺马新贻泄愤,云云。
最重要的一句,“实无主使别情。”
张文祥“比照谋反叛逆,凌迟处死,并摘心致祭”,算是对马新贻多少有了个交代。
对于这份结案的奏折,孙衣言、袁保庆愤然作色,坚决拒绝署名。
“刺马案”的另一位主审人郑敦谨,则做了件有清两百年来他这个级别的官员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:结案的奏折一经拜,立即告病挂冠,且既不等朝廷允准,也不回京复命,直接就从江宁回了湖南湘乡老家。
可以想见,郑敦谨虽然是湖南人,但被迫做违心之语,内疚神明,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。
刺马一案,上上下下,曲意弥缝,证明了一件事情:凶犯的背后主使,一定是朝廷不能、不敢加以重罪的人物――除了其人本身不能入以重罪之外,他所代表的势力,更是朝廷不能、不敢与之翻脸的。
如此一来,谁是这个幕后主使,便呼之欲出了。
关卓凡以为,嫌疑最大的,有两个,一个是曾国荃,一个是黄翼升。
湘系中,曾国荃的地位,自然高于黄翼升,不过,曾老九多少还是有一定的“政治觉悟”的,他若真要做这样的事情,不会不和他老哥商量,而他老哥一定不会同意,如此一来,所谋就多半不能成事。
所以,扒拉来,扒拉去,黄翼升的嫌疑最大。
如果赵景贤赴江宁本任之后,对湘军的散兵游勇,如马新贻之“抓住了,该枷的枷,该杖的杖,该明正典刑的,明正典型”,那么,就无法排除蹈马新贻的覆辙的可能性,而且,这个可能性,还是很大的。
前头已经说了,江宁的情形,本时空的洪绪元年,较之原时空的同治八年,并无实质性的不同。
不同的是双方掌握的武力的对比。
湘军屡加裁撤,台面上的武力,较之轩军,已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了。
但是,绝对的武力不代表绝对的安全。
马新贻是怎么死的?他在江宁练了几营新兵,那一天,例行校阅之后,步行回署――校场就是署西的箭道,同总督署几乎就是一门之隔。就在马新贻即将进入署西门之时,张文祥突然闪出,一刀刺进了马的胸膛。
一边是校场,一边是总督署,身旁还有督标中军副将、传令官、戈什哈等一众武装随从,关防还能再严密些吗?兀自挡不住有心人的博浪一击!
张文祥其人,仔细想一想,真正是个叫人毛骨悚然的人物。
身手的迅捷凌厉,尚在其次,关键是这份视死如归,思之令人惊心!
这个“死”,不是“引颈一快”那么简单,如果上了刑场,其所被者,是千刀万剐,是最痛苦的一种死法――这一层,张文祥受命之初,必是明了的了。
而且,这个案子,凶犯一定要有切实的口供,一定要明正典刑,才算了结,才算有以塞天下悠悠之口,所以,张文祥被捕之后,不能自杀,不能瘐毙――张之万、魁玉的担忧,根本就是多虑,因为凶犯的幕后主使,根本就不要“杀人灭口”――张文祥必须上刑场,熬那痛苦无比的“鱼鳞剐”,这一层,受命之初,他应该也是明了的。
还有,虽然事实上未对张文祥动刑,但可以想见,事前,张文祥本人也好,其幕后主使也好,都有足够把握,张文祥能够熬得住大刑的勘磨。
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人,成其事,赴其死,其幕后主使的能量,岂不令人心惊?
关卓凡自己,都不禁要掂量掂量:如果要做同样的一件事,我能不能找得到同样的一个人?
必须承认一个事实:湘军虽已裁撤,但至少在江宁一带,湘系的势力,依旧深厚无比。
不过,认真说起来,目下的湘系,真正可以呼风唤雨、如心使臂的地盘,也只剩下江宁这一块了。
若以长江为界,江苏大致可以分为江南、江北,或者苏南、苏北;以此为基础,江苏的局面,原本是一分为二的:
苏南的大半――镇江、常州、苏州、太仓、松江,归江苏巡抚管辖,是轩系的势力范围;苏北――徐州、海州、淮安、扬州、通州,以及苏南的江宁,归两江总督直辖,是湘系的势力范围。
伊克桑杀李世忠,既揭开了两淮盐务整顿的序幕,同时,也从安徽入手,不显山、不露水的开始了对湘系外缘势力的剪除;之后,赵景贤带轩军入驻扬州,两淮盐务整顿,正式大举展开。
赵景贤在关卓凡的支持下,大刀阔斧,雷厉风行,两年下来,除了盐务整顿本身卓有成效之外,朝廷――或者说轩系,也借盐务整顿,事实上从湘系手中收回了扬州以北的“失地”。
随着地盘的不断缩小,湘系――尤其是曾国藩的嫡系,其实已经对朝廷、轩系以及关卓凡、赵景贤本人,累积了相当多的不满,只是因为关卓凡手段高明,软硬兼施,“曾系”才一直下不定翻脸的决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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