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五二章 关起门来的大学士、总督和一等侯
婉妃竟是猜的极准。
第二天,登基大典的日期,正式公布了——就在“国丧”期满后的第三天。
算算日子,圣母皇太后为文宗显皇帝“静修祈福”的一年之期,眼瞅着也要到了,登基大典之后,圣母皇太后就该自天津回銮北京了,大喜的事儿,一件接着一件啊。
当然,所谓“大喜”,有人以之为喜,有人不以之为喜,这就不去说它了。
今上的登基大典,一拖再拖,终于拖到了“国丧”期满,台面上的说头,是穆宗毅皇帝弃天下,今上姊弟情深,哀毁逾甚,不忍在“国丧”期间行庆吉之事;而真实的原因,大多数人是这样认为的:“上头”不想沾穆宗的晦气。
如果在“国丧”期间举行登基大典,别的不说,坐在太和殿的宝座上,放眼望去,不仅太和殿内,个个一身孝服,太和殿外,从丹陛到广场,也是一片白茫茫的——哼,到底是办喜事儿呢,还是办丧事儿呢?
本来呢,就算是丧事儿、喜事儿一块儿办,也没有什么太大不了的,可是,穆宗之宾天,不仅是早崩,且死因过于吊诡,这桩丧事儿的晦气,实在是太重了,能不沾惹,还是不要沾惹吧。
不过,将登基大典拖到“国丧”期满,并不是一个常见的做法。
登基大典和新皇帝的合法性,虽然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,但对于新君的践祚来说,却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仪典,只有举行了登基大典,继统承嗣的所有程序,才算都完成了。因此,只要情况允许,新皇帝都会尽早举行登基大典,哪怕要看“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”,也只好忍一忍了。
拿穆宗来说,他是在热河“柩前即位”的,登基大典,则是从热河回銮北京后才举行的,已经算是拖了很长的了,不过,依然是在“国丧”期间。
新君继位上谕的公布和登基大典的举行,两者的时间,如果相距过长,最大的一种可能性,就是新君继位的争议较大,为稳妥起见,在登基大典举行之前,不能不先做各种威逼利诱的功夫,如此一来,登基大典就不能不向后拖了。
因此,也有人是这么想的:今上以女子继统承嗣,自古所无,当然属于“争议较大”者,“上头”忙着梳拢异议者,登基大典,就只好先往后放一放了。
不论为了什么缘故拖到“国丧”期满,都是过去的事情了,洪绪皇帝的登基大典,就要举行啦。
登基大典是目下朝野上下、庙堂阛阓最瞩目的一件事情,凡和登基大典相关的,都能“蹭热度”,其中的“头条”,得算文华殿大学士、直隶总督曾国藩进京陛见。
曾国藩此番进京陛见,主要目的,不为述职,也不是什么“观礼”——封疆大吏守土有责,非奉旨不得离开辖区,不管北京有什么庆典,不管庆典有多么热闹,对于他们来说,都没有“观礼”一说。
曾国藩是被派了在登基大典上“捧读表文”的差。
这个“表”,即是宣示今上正式登基的文诰,“捧读表文”是至高的荣耀,一般情形下,只有两种人有这个资格,一是地位最高的亲贵,一是首席殿阁大学士——曾国藩是文华殿大学士,正居殿阁大学士之首。
“地位最高的亲贵”,一共两位,一位装模作样的“自谦”,或者说“避嫌”,不肯干这个差使;另一位则是真正的“避嫌”——我已是闲云野鹤,这种事情,怎么还来找我,这不是难为人么?
于是,这个登基大典上第一风光的差使,就落到了曾国藩的头上。
事实上,曾国藩盈满之咎,常忌于心,并不愿出这个风头,而且,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,亦实在不愿此时入京。可是,他找不到辞差的理由;另外,直隶总督衙门驻地保定,距离北京近的很,旅途谈不上什么“奔波”,也不好拿自己的老病说事儿,无奈之下,只好奉诏入京。
曾国藩的身份是多重的,每一重,都到了人臣的极峰:文华殿大学士为天下读书人之首,直隶总督为天下疆臣之首,一等毅勇侯则为天下世爵之首——亲贵之外,没有人的爵位可以和他比肩了。
如此一位功绩卓著、名满天下的三朝勋臣,就算单纯述职陛见,也是十分引人瞩目的,更何况,曾涤生还是登基大典的“宣表官”,以及出现在登基大典上的唯一的一位重量级“外臣”?
曾国藩是“国丧”最后一天到京的,一进城,先到宫门递请安折子,磕头行礼——行了两遍礼,一次算是“请安”,一次算是“谒灵”。
回到作为公馆的贤良寺,人还没有坐定,水还没有喝上一口,请谒的帖子便接踵而至了。
但是,曾国藩吩咐,不论来客是谁,一律挡驾。
门上翻来覆去,只有这么几句话,“爵相交代了,王命在身,不敢旁骛,不管有什么见教,都请等到登基大典之后再说。”
曾国藩门生故吏遍天下,外省固然多,京里也不少,来客之中,也有不少他的学生,便说,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,就是替老师磕个头、请个安——老师戎马倥偬多年,如今春秋高了,不晓得身子骨儿怎么样?看一眼,才好放下心来。”
门上皮笑肉不笑的,“爵相的身子骨儿嘛,就那个样子,看了不会变得更好,不看也不会变得更差——大人有心了。”
来人只好怏怏而去。
客人中还有好几个两江——江苏、安徽籍贯的,说是两江受惠中堂至深,受乡梓士绅之托,前来问候起居。
遇到这种情形,门上的口气就不大客气了,“爵相督直,如果是直隶士绅有所陈请,登基大典之后,或许不能不见,可是,两江关爵相什么事儿?大人请回,就是登基大典之后,也不必再劳步了——爵相是不会见的。”
然后,也不管人家脸上挂不挂得住,掉头入内,关上了大门。
这一鼻子灰碰的……
曾国藩闭门谢客的态度之决绝,是比较反常的,引起了官场上的许多议论。
有人说,曾涤生秉持的是陛见之前不访客、不待客的旧规。
早些年的时候,外省大员入京陛见,确实有陛见之前,不访客、不待客的规矩,可是,这条规矩,虽未明文取消,但事实上早就废弛了。
第一个反对这条规矩的,就是当年的关贝子,如今的轩亲王。
轩亲王以为,外省大员抵埠之后,何时陛见,往往不能马上就定了下来,就马上定了下来,陛见也是几天之后的事情了;而路途遥远,交通不便,外省大员进京一次不易,在北京也不能盘恒多少时日,如果拘泥于陛见之前,不访客、不待客的旧规,这几天,就算白白的浪费掉了,于公于私,都是十分可惜。
所以,曾国藩如果见客,决不能有人说他“逾距”,事实上,门上转述曾国藩谢客的缘由,也是一个含混的“王命在身”,不是陛见之前,不访客、不待客的老规矩。
还有,不见就不见吧,门上的话,何以如此夹枪带棒,叫人下不来台?
曾涤生既为谦谦君子,又向来忧谗畏讥,怎么会做这种无谓的得罪人的事情呢?
这……不是他一向的做派啊!
于是,又有人说,贤良寺的门上,自然是曾涤生的戈什哈,军功出身,粗鲁不文,不懂规矩,也是有的。
这个说法,没有什么说服力,曾涤生的戈什哈“不懂规矩”,天底下就没有“懂规矩”的戈什哈了。
还有,贤良寺的门上,说的话虽然不客气,可是,究其谈吐,似乎不能往“粗鲁不文”上头靠。
反正,怪了。
登基大典相关的“热搜榜”,曾涤生入京陛见及其反常种种,排第一位;排第二位的,是这样的一条消息:这一次的登基大典,泰西各国驻京公使,将入紫禁城观礼,嗣后,将觐见今上,当面致贺。
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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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,登基大典的日期,正式公布了——就在“国丧”期满后的第三天。
算算日子,圣母皇太后为文宗显皇帝“静修祈福”的一年之期,眼瞅着也要到了,登基大典之后,圣母皇太后就该自天津回銮北京了,大喜的事儿,一件接着一件啊。
当然,所谓“大喜”,有人以之为喜,有人不以之为喜,这就不去说它了。
今上的登基大典,一拖再拖,终于拖到了“国丧”期满,台面上的说头,是穆宗毅皇帝弃天下,今上姊弟情深,哀毁逾甚,不忍在“国丧”期间行庆吉之事;而真实的原因,大多数人是这样认为的:“上头”不想沾穆宗的晦气。
如果在“国丧”期间举行登基大典,别的不说,坐在太和殿的宝座上,放眼望去,不仅太和殿内,个个一身孝服,太和殿外,从丹陛到广场,也是一片白茫茫的——哼,到底是办喜事儿呢,还是办丧事儿呢?
本来呢,就算是丧事儿、喜事儿一块儿办,也没有什么太大不了的,可是,穆宗之宾天,不仅是早崩,且死因过于吊诡,这桩丧事儿的晦气,实在是太重了,能不沾惹,还是不要沾惹吧。
不过,将登基大典拖到“国丧”期满,并不是一个常见的做法。
登基大典和新皇帝的合法性,虽然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,但对于新君的践祚来说,却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仪典,只有举行了登基大典,继统承嗣的所有程序,才算都完成了。因此,只要情况允许,新皇帝都会尽早举行登基大典,哪怕要看“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”,也只好忍一忍了。
拿穆宗来说,他是在热河“柩前即位”的,登基大典,则是从热河回銮北京后才举行的,已经算是拖了很长的了,不过,依然是在“国丧”期间。
新君继位上谕的公布和登基大典的举行,两者的时间,如果相距过长,最大的一种可能性,就是新君继位的争议较大,为稳妥起见,在登基大典举行之前,不能不先做各种威逼利诱的功夫,如此一来,登基大典就不能不向后拖了。
因此,也有人是这么想的:今上以女子继统承嗣,自古所无,当然属于“争议较大”者,“上头”忙着梳拢异议者,登基大典,就只好先往后放一放了。
不论为了什么缘故拖到“国丧”期满,都是过去的事情了,洪绪皇帝的登基大典,就要举行啦。
登基大典是目下朝野上下、庙堂阛阓最瞩目的一件事情,凡和登基大典相关的,都能“蹭热度”,其中的“头条”,得算文华殿大学士、直隶总督曾国藩进京陛见。
曾国藩此番进京陛见,主要目的,不为述职,也不是什么“观礼”——封疆大吏守土有责,非奉旨不得离开辖区,不管北京有什么庆典,不管庆典有多么热闹,对于他们来说,都没有“观礼”一说。
曾国藩是被派了在登基大典上“捧读表文”的差。
这个“表”,即是宣示今上正式登基的文诰,“捧读表文”是至高的荣耀,一般情形下,只有两种人有这个资格,一是地位最高的亲贵,一是首席殿阁大学士——曾国藩是文华殿大学士,正居殿阁大学士之首。
“地位最高的亲贵”,一共两位,一位装模作样的“自谦”,或者说“避嫌”,不肯干这个差使;另一位则是真正的“避嫌”——我已是闲云野鹤,这种事情,怎么还来找我,这不是难为人么?
于是,这个登基大典上第一风光的差使,就落到了曾国藩的头上。
事实上,曾国藩盈满之咎,常忌于心,并不愿出这个风头,而且,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,亦实在不愿此时入京。可是,他找不到辞差的理由;另外,直隶总督衙门驻地保定,距离北京近的很,旅途谈不上什么“奔波”,也不好拿自己的老病说事儿,无奈之下,只好奉诏入京。
曾国藩的身份是多重的,每一重,都到了人臣的极峰:文华殿大学士为天下读书人之首,直隶总督为天下疆臣之首,一等毅勇侯则为天下世爵之首——亲贵之外,没有人的爵位可以和他比肩了。
如此一位功绩卓著、名满天下的三朝勋臣,就算单纯述职陛见,也是十分引人瞩目的,更何况,曾涤生还是登基大典的“宣表官”,以及出现在登基大典上的唯一的一位重量级“外臣”?
曾国藩是“国丧”最后一天到京的,一进城,先到宫门递请安折子,磕头行礼——行了两遍礼,一次算是“请安”,一次算是“谒灵”。
回到作为公馆的贤良寺,人还没有坐定,水还没有喝上一口,请谒的帖子便接踵而至了。
但是,曾国藩吩咐,不论来客是谁,一律挡驾。
门上翻来覆去,只有这么几句话,“爵相交代了,王命在身,不敢旁骛,不管有什么见教,都请等到登基大典之后再说。”
曾国藩门生故吏遍天下,外省固然多,京里也不少,来客之中,也有不少他的学生,便说,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,就是替老师磕个头、请个安——老师戎马倥偬多年,如今春秋高了,不晓得身子骨儿怎么样?看一眼,才好放下心来。”
门上皮笑肉不笑的,“爵相的身子骨儿嘛,就那个样子,看了不会变得更好,不看也不会变得更差——大人有心了。”
来人只好怏怏而去。
客人中还有好几个两江——江苏、安徽籍贯的,说是两江受惠中堂至深,受乡梓士绅之托,前来问候起居。
遇到这种情形,门上的口气就不大客气了,“爵相督直,如果是直隶士绅有所陈请,登基大典之后,或许不能不见,可是,两江关爵相什么事儿?大人请回,就是登基大典之后,也不必再劳步了——爵相是不会见的。”
然后,也不管人家脸上挂不挂得住,掉头入内,关上了大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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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闭门谢客的态度之决绝,是比较反常的,引起了官场上的许多议论。
有人说,曾涤生秉持的是陛见之前不访客、不待客的旧规。
早些年的时候,外省大员入京陛见,确实有陛见之前,不访客、不待客的规矩,可是,这条规矩,虽未明文取消,但事实上早就废弛了。
第一个反对这条规矩的,就是当年的关贝子,如今的轩亲王。
轩亲王以为,外省大员抵埠之后,何时陛见,往往不能马上就定了下来,就马上定了下来,陛见也是几天之后的事情了;而路途遥远,交通不便,外省大员进京一次不易,在北京也不能盘恒多少时日,如果拘泥于陛见之前,不访客、不待客的旧规,这几天,就算白白的浪费掉了,于公于私,都是十分可惜。
所以,曾国藩如果见客,决不能有人说他“逾距”,事实上,门上转述曾国藩谢客的缘由,也是一个含混的“王命在身”,不是陛见之前,不访客、不待客的老规矩。
还有,不见就不见吧,门上的话,何以如此夹枪带棒,叫人下不来台?
曾涤生既为谦谦君子,又向来忧谗畏讥,怎么会做这种无谓的得罪人的事情呢?
这……不是他一向的做派啊!
于是,又有人说,贤良寺的门上,自然是曾涤生的戈什哈,军功出身,粗鲁不文,不懂规矩,也是有的。
这个说法,没有什么说服力,曾涤生的戈什哈“不懂规矩”,天底下就没有“懂规矩”的戈什哈了。
还有,贤良寺的门上,说的话虽然不客气,可是,究其谈吐,似乎不能往“粗鲁不文”上头靠。
反正,怪了。
登基大典相关的“热搜榜”,曾涤生入京陛见及其反常种种,排第一位;排第二位的,是这样的一条消息:这一次的登基大典,泰西各国驻京公使,将入紫禁城观礼,嗣后,将觐见今上,当面致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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